编者按：从彭宇案到现在的衡阳小店救人被索赔案，二十年过去，法律里已经有了好人免责条款，但社会信任的土壤依旧布满裂痕。一幕幕现实摆在所有人面前，叩问着同一件事：一个普通人，需要怎样的支持，才能更愿意、也更容易地帮助别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者严飞从年轻人的“三重疲惫”谈起，讨论社会信任的土壤，以及如何通过重建附近、改善公共空间和技术工具，让善意更容易融入日常生活。

本文由傅剑锋整理编排，以严飞第一人称口述形式呈现：

衡阳事件让人担心的，是以后大家还敢不敢毫不犹豫地去救人



八月份衡阳那起救人反被要求赔偿的事件出来后，我在网上跟着看了很久，直到1.9万元赔偿，因为舆论压力又还了回来。我的第一感受是：好人还是很多，天然就在那里。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争论了几千年，我自己一直倾向于相信人性是善的。问题在于，我们当下的制度环境里，还没有一个足够好的空间，让这份善被培育、被不断地激发出来。

我常把自己放进那个场景里想：如果我是那位外卖小哥，或者衡阳那家小店的老板，我会怎么选？

我想，任何人在那一刻都面对四种选择。第一种，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第二种，犹豫、摇摆、挣扎，最后还是伸出手。第三种，同样犹豫挣扎，最后放弃了。第四种，毫不犹豫地走开，这件事与我无关。

南京彭宇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面对倒地的老人，下意识就落在第四种：我怕被讹，我怕自己的责任说不清，我对这位陌生老人天然带着一种不信任。

但二十年过去，我看到了一条很清晰的演化路径。至少在“扶老人”这件事上，许多人正从“毫不犹豫地拒绝”，慢慢变成“犹豫挣扎，但还是去扶”。昆明那位外卖小哥就是这样（注，发生在本月的新闻），他远远看见老人趴在地上，停了十几二十秒，确认老人还有意识，才骑车过去救人。他犹豫了，但他去做了。

衡阳的事让我担心的，恰恰是另一个方向。那位店主原本属于第一种人：老人在他店门口不舒服，他立刻上前搀扶、叫人打120、一直守在旁边。可事后家属向他索赔，他失眠、头晕、吃不下饭。这件事被广泛传播之后，我很担心下一个开小店的人，会从“毫不犹豫地帮”变成“犹豫一下，还是算了”。

法律已经站在好人一边，为什么好人还是要“赔钱买平安”



彭宇案之后，《民法典》里有了第184条，大家叫它“好人条款”：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国家在法律层面，已经明确站在了好人这一边。

为什么法律、经济、教育都在进步，道德和信任却还在摇摆？我想用“土壤”来打个比方。

好的土壤，有阳光雨露，植物就长得茁壮。土壤要养肥，需要很长时间；可一旦被污染，要恢复到原来的肥沃，就要花更长的时间。你没法把整片土壤一次换掉，只能一点点更新，而在更新的过程中，还得时时提防新的污染源进来。

中国人原本的信任，建立在邻里守望、熟人相助之上。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一捆一捆扎好的柴，而像一块石头丢进水里，以自己为中心，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这波纹背后，有儒家伦理和礼俗在托底。

那污染源是什么？我觉得有几层。一是历史上的文化断层，传统的礼俗、美德和教化被割裂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机制需要重新慢慢建立。二是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全面打开，机会多了，诱惑也多了，欲望没有得到节制。一旦个体之间的信任出了偏差，整个社会层面的信任也会松动，出现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失范”。而要从失范重新走回有序，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三层，我认为今天最值得警惕的，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叙事：优绩主义的成功学。所谓优绩主义，就是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成功”，并把成功等同于一个人的价值。它要求你自加压力、敢于争先、成为最优秀的自己，恨不得在越来越窄的赛道里把别人甩在身后。这样一种单一的叙事，会让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变重，信任不断往下滑。

三重疲惫，成为“好人难做”的深层心理结构



优绩主义叙事，对年轻人造成了特别大的压力。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一项关于当代中国青年情感结构的研究，做了大量田野访谈和问卷。我把今天年轻人的状态概括为三重疲惫。

第一重，是身体和情绪的疲惫。以前说中国人一生都很重要，现在变成中国人每一天都很重要。一环扣一环，大一没跟上，绩点就不行，保研就失败，好工作就没了。人被嵌在系统里，像一颗螺丝钉。

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大厂上班，一身“大厂病”。晚上回家还要处理群里的KPI，熬到十一二点群里终于安静，才算是属于自己的“me time”，舍不得睡，刷短剧刷到凌晨两三点。大小周的周日，美好的远方、寻常的近处、亲朋好友，他都不想接触。睡到中午，点外卖，边吃边刷，下午再睡，晚上接着刷，一天就过去了。你用加速社会、焦虑社会、悬浮社会哪个词来形容都行，大家最真切的感受，就是累。

第二重，是关系的疲惫。为了恢复体力和精力，人不想社交，不想走出出租屋，更不想参与公共事务。与此同时，同在一条赛道上，同事天然成了潜在的竞争者，远方的人又和我没有关系。我在不少高校看到，大四保研时，一起入学的同学、闺蜜、知心好友，为了唯一的指标互相举报。人会不断收缩自己的边界：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别人的圈子我不进去。

第三重，也是我认为最要紧的，是意义的疲惫。年轻人按照那套成功叙事拼命努力，最后在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于是就会想：奋斗也这样，不奋斗也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奋斗？

有个小观察很说明问题。你去搜《三联生活周刊》一年五十多期里“困在”“困住”这些词，会跳出无数场景：困在做题里的小学生、困在KPI里的中年人、困在找不到出路的北漂……人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被困进一个又一个新的困境。

身体累了，关系断了，意义空了。那么，老人倒在路边，和我有什么关系？别人需要帮助，我为什么要帮？我觉得，这是今天“好人难做”的深层心理结构。

重建附近，从“看见一个具体的人”开始



那土壤怎么养回来？我认为要从看见附近的人开始。

我在清华教“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调查不一定非要带学生去遥远的城乡结合部，清华本身也是“田野”。

校园里有太多值得看见的人和事。修车铺的老板，他的故事是什么？学校里的打印店，老板们为什么大多来自同一个省、同一个市？你知道吗，楼里那家小小的打印店，一个晚上就能把一整本博士论文排好版，连参考文献格式都弄得妥妥帖帖，我们的学生自己都排不出来。食堂打饭的阿姨，为什么有些人总坐在一起？她们之间的身份差别是什么？保安、保洁下班后去哪里，是回家，还是就住在某栋行政楼地下室的小房间里？这些人每天就在我们身边，可我们没有看见。

我还给学生布置过一个作业：举起手机，拍下日常生活里一个独特的场景，可以是一个空间，一段街边的对话，一个人多的地方，然后用社会学理论去解读这张照片：空间是怎么布局的，人在里面舒不舒服，人和人用什么方式交流。现在大家都用AI写作业，这种作业AI可替你拍不了。

学生们特别踊跃。因为太日常了，日常到熟视无睹；但有了作业，他们必须拍，就会下意识地睁大眼睛去看。我想做的，就是让学生重新看到服务背后那个具体的人，并对自己的“附近”生出一点感情。

每年世界读书日前后，我们还会办一场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把非虚构写作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很多年轻人挤在一家小书店里待一整天。在AI都能写作的时代，他们发现自己微小的写作依然有意义：多了解一点自己，多了解一点身边的关系，多一分对陌生人的关切。

无剧本空间：给“流动的共同体”留一块地方，好事就会自然发生



我想再往前推一步。久久公益节、雷锋日等都很好。但一个节点上的“好事”，要转变成持续发生，它的前提，是邻里之间平时就有高频次的、哪怕很浅的互动。

所以我最近提出一个想法，叫“无剧本空间”。

今天的城市空间几乎都有明确的剧本：办公室是用来工作的，小卖部是用来消费的。这和那套单一的成功叙事一脉相承，每个空间都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

但也许我们需要一些没有剧本的地方。北京的秋天特别好，几个年轻人就在那里即兴弹唱，不会被物业说扰民。几个小朋友心血来潮，摆个小跳蚤市场，卖卖橘子汁，放几本书看有没有人换。养宠物的邻居三三两两聚过来，给狗狗办个“选美”比赛。临时起意，不受干扰，你参加了这一场，下一场也许就想自己张罗。

这会形成什么？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讲过“衣帽间共同体”（cloakroom community）：去剧院看戏，大家虽互不相识，把外套寄存在衣帽间，一起安静地看完两个小时的演出，散场后各自穿上外套离开。但这两个小时里，却已经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共同体。

今天的附近早已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单位大院，那时楼上是领导、楼下是下属，缺盐了敲门就能借。现在是楼上楼下都不认识，高度流动、高度异质。但没关系。我们不需要彼此深知、建立多么亲密的关系，只要因为一个共同的兴趣聚在一起，一年里有很多这样的场合，不同阶层、职业、年龄之间的隔阂就会一点点被磨平。

有人会说，技术让人更疏远了，一家人吃饭各拿一台手机，春节看春晚也各刷各的。但我始终觉得，技术从来不是人际关系的对立面，关键是怎么用。

我特别喜欢小区团购。大家一起团，价格打下来，东西放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它原本只是物资中转站，可如果屋里放两把椅子、一张旧沙发，你去取货时看见邻居也在取，就聊起来了。慢慢地，它变成了小区的信息中心、人流中心，放学的孩子在那儿等家长，热心的阿姨在那儿说媒。一个小小的技术载体，托起了一个流动的共同体。

我至今记得疫情末期，腾讯做的那个基于附近的药品互助小程序。那时药买不到，普通药被炒成天价，这时候社会自己长出了有机的力量：谁家有多余的药，谁家需要，一目了然。我发现需要药的人就在五十米、一百米外，可能就是同一栋楼的楼上楼下。

我自己想送药，却一次都没送成。每次点开，那个需求都已经被人满足了。这说明同一时刻，有很多人打开小程序想帮忙。危机时刻人们愿意站出来，靠的正是平时那些不深、但真实存在的连接。

我们不是呼唤圣人，而是建设善意的基础设施



回到意义感。年轻人觉得没有意义，是因为那套宏大的成功叙事笼罩着他们，再怎么努力好像都够不着。但如果有一件很具体的事可以做呢？省下秋天的一杯奶茶钱，十块钱不到，技术很清楚地告诉你：它能变成山区孩子的一盒文具，或者午饭里多加的一个鸡腿。二十五块钱，能变成受灾地区孩子手里的一个应急包。这对我没有任何损失，却真的帮到了远方一个具体的人。我看到腾讯今年的久久公益这么做了，一个具体的心愿，一份具体的单元捐，就是以这种方式吸引年轻人。

这种意义，不是宏大叙事的意义，也不是组织层面的意义，而是日常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意义。看完一部打动人的电影，想买张车票回家陪父母吃顿饭；看到张雪骑着自家机车在赛道上弯道超车拿下比赛，觉得自己小小的梦想也值得坚持。这些微小意义的建立，会让人摆脱虚无，面向具体，走进真实。

在真实世界里，我们不能坐等人性善的一面自己觉醒。我也不相信自上而下的道德说教，说教越多、越往下压，人越反感、越抵触。

真正有用的，是从善意的基础设施和微小制度入手：让人性幽暗的那部分被遮蔽起来，让善的那部分不断被制度激励出来，帮人从“看见”迈出“行动”那一步。

打个最通俗的比方：我走在街上想扔垃圾，抬头就能看见一个垃圾桶，而且桶是干净的，垃圾袋铺好了，我自然就不会随手乱扔。这个垃圾桶，就是基础设施。

我在北京、上海都生活过，专门观察过两地怎么处理垃圾。在上海我住的那个区，小区每天晚上七点多统一把干湿垃圾收走。如果你七点半才到家，点外卖吃完，厨余就没地方倒了。于是有段时间，大家吃完饭会拎着垃圾袋下楼，扔进街边的公共垃圾桶。后来，街边的垃圾桶被一刀切地撤走了，只剩地上一圈印子。白天想扔垃圾没处扔，要么揣兜里，要么就扔进了街角花坛。这就是一个糟糕的基础设施设计。

北京是另一番景象。第一轮，小区里戴红袖标的大妈守在垃圾桶边宣传；第二轮，请来戴绿袖标的大学生；第三轮，AI来了，你一经过垃圾桶，就有语音提醒你自觉分类。可语音响完，大家该怎么扔还怎么扔。为了AI而AI，毫无价值。

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是小区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自发去翻拣纸箱、快递盒、塑料瓶，卖点钱。他们一拣，剩下的垃圾其实已经完成了一轮人工分类。那么，能不能在小区里放一台回收机，让人随手把易拉罐、包装盒投进去，换一点积分或零钱？我知道有公司在做，可我想用的时候，附近偏偏没有。

善意的基础设施，完全可以从这样一件小事开始。技术今天最大的价值，是极大地降低了人们行动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成本降下来了，人们就更愿意去做好事、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不是在呼唤圣人。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制度的建设和技术的完善，让一个普通人，在犹豫的那几秒里，更容易选择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