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诺那计划（下）原子弹间谍和罗森堡间谍网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的《维诺那:解密苏联在美国的间谍》（VENONA：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讲述了维诺那计划和苏联对美国的大规模间谍活动、以及美国共产党甘心充当苏联间谍。维诺那计划是美国情报机关在二战及其之后对截获的苏联克格勃电报的破译行动。

维诺那计划最终使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锁定了原子间谍克劳斯·富克斯、西奥多·霍尔和大卫·格林格拉斯。他们向莫斯科传递了许多关于原子弹和导弹的原理、方法、图表、公式、数据、技术方案和工艺。美国花二十亿美元的代价，把欧洲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动员美国的工业能力，用三年半时间，才获得成功。苏联却轻松地获得了原子弹制作工程的详细报告。这些叛国者使苏联至少提前一年半以很低的成本制造出原子弹。苏联迅速打破了美国的原子弹垄断，增强了斯大林与美国对抗的信心。如果没有1949 年的苏联引爆原子弹，也就没有1950年的斯大林向朝鲜提供军事资源，并授权朝鲜入侵韩国。也不会有韩战的300-400万人的牺牲。

很多原子弹机密是通过朱利叶斯·罗森堡间谍网传递给莫斯科的。维诺那计划于1950年破译了1944年的一份克格勃电报，从而揭示了罗森堡的间谍身份。在这份电报中，纽约克格勃称 “天线”（罗森堡的代号）前往华盛顿，去招募新的情报来源。电报用明文指明了目标人物的名字——马克斯·埃利彻。埃利彻夫妇都是共产党员，埃利彻太太就职于美国陆军部，而埃利彻则领导着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一个部门，负责研发一套海军炮火控制系统。FBI根据从维诺那计划获得的情报询问了埃利彻，才从而发现罗森堡是苏联间谍。相比原子弹机密，罗森堡对美国的更大的伤害是他领导的大间谍网。

罗森堡于1940年加入蒙茅斯堡陆军通信工程实验室，担任工程师兼检验员。罗森堡于1942年成为苏联间谍。他向苏联提供了数千份艾默生无线电公司的机密报告，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近炸引信，这套引信帮助苏联击落了美国的U2侦察机。罗森堡发展了十几名苏联间谍。其中包括乔尔·巴尔、阿尔弗雷德·萨兰特、威廉·珀尔、莫顿·索贝尔、拉塞尔·麦克纳特（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大卫·格林格拉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麦克纳特向罗森堡提供了武器级铀制造工艺的秘密，格林格拉斯向罗森堡传递了原子弹设计的草图和技术细节。

珀尔向苏联提供了数千份航空工业文件，其中包括洛克希德P-80“流星”战斗机（美国第一款投入作战的喷气式战斗机）的全套设计和生产图纸。巴尔向苏联传递了大量美军雷达、电子学及其他军事技术。萨兰特交出了先进机载雷达系统的图纸。巴尔和萨兰特当罗森堡被逮后都逃离了美国，辗转到达苏联。1956年，苏联将萨兰特和巴尔调往列宁格勒，任命他们为一家军事电子研究所的所长，并给予他们精英阶层的待遇：宽敞的公寓、轿车和丰厚的薪水。他们被誉为苏联微电子工业的创始人，研制出了苏联第一批雷达制导防空炮和地对空导弹，这些武器在越南战争中对美军飞机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萨兰特1969年因其对苏联科学的贡献而被授予国家奖章。

美国财政部第二号人物哈里·怀特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厥功甚伟。他成功游说中国国民政府聘用中共党员冀朝鼎担任要职。冀朝鼎建议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造成国民政府货币崩溃，从内部瓦解了蒋介石政权。这是国民党失去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实例是中国的黄金贷款。1943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黄金贷款以抑制通货膨胀。罗斯福批准了这笔贷款，国务卿摩根索致信中国政府承诺将交付黄金。在同是共产党间谍的财政部货币政策研究部主任柯福兰（Frank Coe）和财政部驻中国代表所罗门·阿德勒（Solomon Adler）的支持下，怀特反对交付黄金，并多次说服摩根索，以推迟交付。最后，仅有价值2900万美元的黄金被运往中国。这一时期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率高达每年一千多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并在国共内战中，严重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地位。到1945年中期，摩根索意识到自己被误导。他告诉怀特等人，他们让他“陷入了极其不光彩的境地，是不可原谅的。”

1945年5月怀特任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美国代表团的高级顾问。在联合国宪章谈判期间，他秘密会见了苏联情报官员，并向他们提供了有关美国谈判策略的信息。他向苏联方面保证，“杜鲁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确保会议取得成功”，并建议苏联坚持要求拥有否决权，美国“将会同意”。他还就苏联挫败美国和英国政府提供了其他策略建议。与怀特会面的克格勃官员甚至携带了一份关于苏联需要的关于美国谈判策略的问题清单，怀特详细作了回答。怀特还试图影响美国政策，使其服务于苏联利益。一个例子是1945年1月，苏联请求美国提供60亿美元的贷款，要求十分优惠的条件：30年期，年利率2.25%。一周后，时任财政部助理部长的怀特说服部长摩根索敦促罗斯福总统向斯大林提供了超过苏联预期的贷款：100亿美元，35年期，年利率2%。

柯福兰是钱伯斯供述的共产党间谍之一。他的代号出现在四封破译的维诺那电文之中。1947年FBI讯问柯福兰，柯福兰否认是间谍。1952年和1956年，他两次被招到国会作证，都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自证有罪。1958年，他永久移居中国。他撰文为“反右运动”辩护，声称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净化带来了经济生产的巨大增长。他任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1980年病死于北京。

所罗门·阿德勒也是惠特克·钱伯斯和伊丽莎白·本特利指认的间谍。他的代号多次出现在破译的维诺那电文中。虽然FBI从1947年就要求他被从财政部高级职位解职，他一直任职到1950年。他后来也移居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欢迎。他进入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和钱锺书、李敦白和柯福兰共同翻译毛泽东选集。他后来出任新成立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特邀顾问。1994年死于北京。

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助理劳克林·柯里向苏联透露，罗斯福愿意接受斯大林的要求，获得波兰的一半领土，并且罗斯福将向波兰流亡政府施压，迫使其向苏联做出让步。美国公开支持波兰流亡政府，罗斯福总统向波兰裔美国人保证支持波兰。柯里提供的这些内部情报让斯大林知道，他可以无视美国的公开立场，无需向波兰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劳伦斯·杜根二战期间曾任美国国务院南美事务处主任。尽管钱伯斯指控杜根为苏联间谍，破译的苏联电报证据也显示，他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曾是克格勃的活跃间谍，但包括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等众多知名人士都保证杜根的忠诚。在接受联邦调查局关于他是否与苏联情报部门有联系的质询10天后，他从纽约办公室的窗户坠楼身亡。他的死导致调查档案被尘封数十年。在许多历史记载中，杜根仍然被描绘成一位忠诚无辜的公务员，因莫须有的指控而自杀。杜根向苏联情报部门提供了机密外交电报，其中包括美国大使威廉·布利特的电报。他向苏联提供了有关英美在二战期间入侵意大利计划的信息。他一直是苏联的情报来源，直到1944年从国务院辞职。杜根曾告诉他的苏联上级，他之所以“留在国务院做令人厌恶的工作”，仅仅是因为 “对我们的事业有用”。

维诺那计划揭露的很多苏联间谍没有被起诉。一些人在起诉之前逃往苏联、中国或其他共产党国家。当一些人被传唤到大陪审团和国会作证时，为了逃避伪证罪，大多数人援引第五修正案的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拒绝作证。战略情报局研究部主任的莫里斯·哈尔珀林，后来又在国务院拉美部门工作，1953年，被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传唤。他立即以第五修正案为由拒绝作证。然后逃往墨西哥。

由于维诺纳计划是保密的破译行动，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公开，一些关键证据无法在法庭上使用，很多间谍引用第五修正案以沉默，只有很少罪犯服刑，其中多以伪证罪入刑。

朱迪斯·科普隆在司法部工作。维诺那电报揭示她是一名苏联间谍，将美国的反间谍情报送给克格勃。FBI通过监视，把她在向一名苏联官员传递文件时当场抓获。尽管证据确凿，但证据不能法庭上直接引用。当局不想让苏联获悉电报已被美国破译，把维诺那列为绝密文档。联邦调查局无法出示维诺那文件，上诉法院认为政府给出的理由缺乏监视和逮捕的合理理由，并下令重审此案。检察官们无比沮丧，不得不放走一名苏联特工。他们唯一能施加的惩罚是，科普隆失去了在司法部的工作。这起案件令公众感到愤慨，因为大多数人对一个明显有罪的间谍逍遥法外感到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