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缅怀自己的大学老师严士健，勾引起大学往事。
在农村插队5年，有幸回北京上大学。那是工农兵上大学，占领大学讲台的年代。班里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只有七八个同学是插队回来的。由于家庭背景，自己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几年在学校受到种种“特殊待遇”。
刚入校不久，学校要搞一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展览，插过队的同学把在农村用过的草帽、手套、饭盒、算盘等物品提供出来。我把一双土布鞋拿了出来，那是村里一位乡亲给我做的，我穿着回北京。可是班里的党支书拒绝接收，只是对我说“我们考虑考虑”。
下厂下乡，开门办学是当时的教育方针，美其名曰“在实践中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学习平面几何，到校办工厂学画图纸。我呢，被派到翻砂车间，跟几个右派老师一起倒铁水。（没写错，堂堂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平面几何，学平行线、三角形、圆周率…谁叫班里许多同学是小学文化水平，包括那个党支书）。
在农村丈量土地，目的是根据水源和阳光，规划更合理的农田使用。别人用丈量仪器，计算尺，却叫我拿着标杆，听人使唤，在田头跑来跑去。小块田地，让我用皮尺量，还是跑腿的活儿。
在北京闸皮厂推广华罗庚的“优选法”，测试闸皮的不同配料比例，改进闸皮性能。我被派到锅炉房烧锅炉，整天跟煤打交道。（在缅怀严士健老师的博文里，没有提严老师特地到锅炉房关照我，建议我用煤的重量、湿度、光泽、产地、火的温度、添煤频率等参数，做一个相关系数的统计，让我终身感恩，没齿难忘。）
去北京第七机床厂，分析钻、镗、铣、刨各类车床运转速度、金属废屑与刀具之间的关系，用“优选法”测试不同金属的最佳切削速度。我呢，一个人上夜班，整夜盯着磨床打瞌睡，连个金属粉尘都没见着。
学数理统计，去北京气象台，用气象台的天气数据，做长期和短期天气预报。大家都学习用计算机，却给了我一台手摇加法器，叫我坐在一个旮旯里，核对别人的计算结果。
半个月的军训，受到的歧视更是无异于人格侮辱。班里的每个同学都发了自动步枪，只有我没有。每天出操，握枪、扛枪、正步走、刺杀、匍匐前进，我都得假装手里有一支枪，像哑剧演员一样做出相应的动作。拆枪、擦枪必须得到党支书的许可，在党支书的监视下进行。打靶时，别人都趴在地上瞄准、射击，唯独我站在后面看。等大家打完了，党支书才把他的枪给我，全班站在后面看我一个人打靶。夜行军时，党支书把枪给我，让我替他扛。
我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从陕北那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回到北京上大学，我觉得已经是一步登天了。听说有知青上大学后，因违反校规，被送回农村，就更不敢乱说乱动了。逆来顺受、与世无争、天马行空、自得其乐的性格就是那个时候陶冶出来的。可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一下爆发了。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从食堂往教室走。在数学楼的走廊，老远看见前面两个女生走到教室的前门，又跑到后门进入教室。到了前门，看见门上用粉笔画了个箭头。后门得从里面开，就拍了拍门，叫里面的同学开门，可是没人理我。我使劲拍，提高嗓门，还是没人理。我用拳头捶着门大声警告，再不开门我就踹门了。还是没人开门。我火冒三丈，一脚把门踹开了。
门被踹坏了，同学们都惊呆了，教室里鸦雀无声。坐在门旁边的班长，看着我大摇大摆地进来，也不知所措，什么都没说。第二天，系党支部副书记胡祖莹找我谈话，我心想，完蛋了，会不会送我回陕北。我心平气和地跟她理论，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副书记也无话可说，只是强调我不应该破坏公共财物。
我没有被送回陕北，继续在那个压抑的气氛中企图学一点正统的大学课程，直到毕业。后来有同学告诉我，一个插队回来的女生，频频回头，想站起来去给我开门，可是犹豫不决，才留下了破门而入的记忆。
想不起来那天为什么不能走前门，也没想过，第一个人是怎么进教室的。有一个匪夷所思的幻觉，后门本来是敞开的，前面两个女生说我在后面，党支书就把门关上了。现在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就如同医生不给牛鬼蛇神看病一样。我不怪其他同学，他们去开门会背黑锅。很感激那位女生，还有心去给我开门，至今没有机会感谢她。
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事。
上大学，受歧视，破门而入
帕格尼尼 (2026-09-24 08:06:48) 评论 (2)上个星期，缅怀自己的大学老师严士健，勾引起大学往事。
在农村插队5年，有幸回北京上大学。那是工农兵上大学，占领大学讲台的年代。班里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只有七八个同学是插队回来的。由于家庭背景，自己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几年在学校受到种种“特殊待遇”。
刚入校不久，学校要搞一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展览，插过队的同学把在农村用过的草帽、手套、饭盒、算盘等物品提供出来。我把一双土布鞋拿了出来，那是村里一位乡亲给我做的，我穿着回北京。可是班里的党支书拒绝接收，只是对我说“我们考虑考虑”。
下厂下乡，开门办学是当时的教育方针，美其名曰“在实践中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学习平面几何，到校办工厂学画图纸。我呢，被派到翻砂车间，跟几个右派老师一起倒铁水。（没写错，堂堂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平面几何，学平行线、三角形、圆周率…谁叫班里许多同学是小学文化水平，包括那个党支书）。
在农村丈量土地，目的是根据水源和阳光，规划更合理的农田使用。别人用丈量仪器，计算尺，却叫我拿着标杆，听人使唤，在田头跑来跑去。小块田地，让我用皮尺量，还是跑腿的活儿。
在北京闸皮厂推广华罗庚的“优选法”，测试闸皮的不同配料比例，改进闸皮性能。我被派到锅炉房烧锅炉，整天跟煤打交道。（在缅怀严士健老师的博文里，没有提严老师特地到锅炉房关照我，建议我用煤的重量、湿度、光泽、产地、火的温度、添煤频率等参数，做一个相关系数的统计，让我终身感恩，没齿难忘。）
去北京第七机床厂，分析钻、镗、铣、刨各类车床运转速度、金属废屑与刀具之间的关系，用“优选法”测试不同金属的最佳切削速度。我呢，一个人上夜班，整夜盯着磨床打瞌睡，连个金属粉尘都没见着。
学数理统计，去北京气象台，用气象台的天气数据，做长期和短期天气预报。大家都学习用计算机，却给了我一台手摇加法器，叫我坐在一个旮旯里，核对别人的计算结果。
半个月的军训，受到的歧视更是无异于人格侮辱。班里的每个同学都发了自动步枪，只有我没有。每天出操，握枪、扛枪、正步走、刺杀、匍匐前进，我都得假装手里有一支枪，像哑剧演员一样做出相应的动作。拆枪、擦枪必须得到党支书的许可，在党支书的监视下进行。打靶时，别人都趴在地上瞄准、射击，唯独我站在后面看。等大家打完了，党支书才把他的枪给我，全班站在后面看我一个人打靶。夜行军时，党支书把枪给我，让我替他扛。
我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从陕北那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回到北京上大学，我觉得已经是一步登天了。听说有知青上大学后，因违反校规，被送回农村，就更不敢乱说乱动了。逆来顺受、与世无争、天马行空、自得其乐的性格就是那个时候陶冶出来的。可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一下爆发了。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从食堂往教室走。在数学楼的走廊，老远看见前面两个女生走到教室的前门，又跑到后门进入教室。到了前门，看见门上用粉笔画了个箭头。后门得从里面开，就拍了拍门，叫里面的同学开门，可是没人理我。我使劲拍，提高嗓门，还是没人理。我用拳头捶着门大声警告，再不开门我就踹门了。还是没人开门。我火冒三丈，一脚把门踹开了。
门被踹坏了，同学们都惊呆了，教室里鸦雀无声。坐在门旁边的班长，看着我大摇大摆地进来，也不知所措，什么都没说。第二天，系党支部副书记胡祖莹找我谈话，我心想，完蛋了，会不会送我回陕北。我心平气和地跟她理论，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副书记也无话可说，只是强调我不应该破坏公共财物。
我没有被送回陕北，继续在那个压抑的气氛中企图学一点正统的大学课程，直到毕业。后来有同学告诉我，一个插队回来的女生，频频回头，想站起来去给我开门，可是犹豫不决，才留下了破门而入的记忆。
想不起来那天为什么不能走前门，也没想过，第一个人是怎么进教室的。有一个匪夷所思的幻觉，后门本来是敞开的，前面两个女生说我在后面，党支书就把门关上了。现在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就如同医生不给牛鬼蛇神看病一样。我不怪其他同学，他们去开门会背黑锅。很感激那位女生，还有心去给我开门，至今没有机会感谢她。
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