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江苏淮安多单位联合举办了一场“人才联谊相亲活动”，研究生学历的小芳时年28岁，是某高校教师，她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参加了相亲会。

小芳在这里遇到了王某，王某自称未婚、退役军人、转业后将在医院工作。联谊活动后，王某在活动微信群里发出自己穿军装的照片，双方现场相识后聚餐。王某自称退役前是少校军衔，还出示了部队转业证书。他说自己正在等待安置到某医院，同时为了孝顺父母，计划在淮安区金地广场开一家酒行。

每天送花、嘘寒问暖，借着“孝子+创业好男人+退役军人”的人设，王某迅速获取了小芳的信任。信任建立后，王某开始张口借钱。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1月12日，王某以店铺装修、进货、周转为由借钱，并承诺短期归还，小芳拒绝了多回，可是架不住王某的“PUA”招式。看着王某也有店铺托底，即将入职医院，小芳最终同意了，前后被骗走共计238459.5元——这些钱几乎全是她从银行、网贷得来的。

2020年1月11日凌晨，一个自称王某妻子的女人通过微信联系上小芳，直言她是“小三”，称王某已婚，且育有二子。小芳如遭雷击，质问王某，对方发来一张假离婚证照片企图搪塞，但王某的妻子扬言要去小芳的学校闹，还要去村里张贴，说她在外面做小三，让她身败名裂，夫妻俩逼她接受分期还款协议，表示将分期向小芳归还借款。无奈之下她签字了，谁知道协议签后，王某不依据协议还款。此后，小芳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急剧恶化，频繁头晕、失眠、情绪崩溃。

小芳出具的诊断书显示，2021年10月，她在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状态”；2022年10月，南京脑科医院再次确诊，配服安非他酮等药物；同年12月，淮安三院开具药物治疗。2023年，她多次复诊，病情虽有所改善，但“经常回忆不愉快的过往”，情绪极不稳定。2023年，无锡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结论为——应激障碍。

王某到底是什么人？王某曾在2008年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被判刑一年；2011年因信用卡诈骗罪、诈骗罪被判刑九年；2021年又因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一年二个月，2022年10月刑满释放。

后续小芳发现王某并非退役军人，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警，同时发现，小芳并非唯一受害者。王某还以同样手段骗取多人钱财，比如吴某40000元、陈某45000元、黄某某7000元等，涉案总金额达38万余元。小芳称，只有3名女性愿意站出来举证，但更多人选择了沉默。

2023年12月，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诈骗数额接近特别巨大，致被害人精神失常，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其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一年。

2025年11月，小芳将当时主办活动的当地团委、总工会、妇联、微微红娘等主办方起诉当地法院，要求书面赔礼道歉及赔偿部分精神损失。

小芳认为，主办方需要对此负责。小芳指出主办方两大失职：第一，未审核婚姻状况，仅凭身份证和报名名单比对入场，造成“信息已核验”的错觉，王某提交资料为离异，实则是已婚；第二，没有任何风险提示，官方背景反而为骗子提供了信用背书。“假如主办方做到任何一条，我都不会被骗得这么惨。”虽然律师建议主张40%侵权责任，但她坚持认为主办方应承担全部损失。

当地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各被告作为公益活动的组织者，资源投入有限，义务范围限于基本审查，要求其对参与者进行诸如犯罪前科、婚育状况等深度的背景调查，既超出了活动组织者的法定权限，也超出了客观能力范围。报名表中明确告知“填报人对填报信息真实性负责”,主办方核验了参与者的姓名，应认定被告履行了与其能力相当的合理审查义务。

其次，各被告无法对活动结束后的参与者私下交往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干预，损害的发生时空已经彻底脱离了被告作为组织者管理和控制范围。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活动后与他人私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对其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亦负有注意义务。各被告在尽到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安全保障义务后，不存在过错。最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在判决书中最后写道：“对于小芳的不幸遭遇，本院深表惋惜”，但各被告的行为未对原告名誉、人格尊严造成直接公开贬损；直接加害人是王某而非主办方；财产损失、精神损害、医疗费均与被告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小芳对此判决不服，已上诉，目前即将进行二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