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亚伯拉罕（左）和拉谢尔·瑟尔（右）。（英国《卫报》）
曾经有一次行动，为了击杀一名哈马斯人员，获批可造成五百例“NAZA”，也就是预估五百名平民死亡。
作者：徐力婧
2026年9月10日，威尼斯电影节。一部80分钟的纪录片《NAZA》完成了全球首映。放映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长达25分钟，刷新威尼斯电影节纪录。
纪录片通过采访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的“工业化屠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受访者亲口讲述了AI系统如何被用于完成一次次空袭。西班牙《国家报》评价称：“影片克制冷峻，拆解了以色列军方‘致命电子游戏’的真实运作。”
·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谢尔·瑟尔手持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奖杯。（英国《卫报》）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部片子的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谢尔·瑟尔都是以色列人。
连日来，这部纪录片让内塔尼亚胡政府多名官员大为光火。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祖海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以“叛国罪”撤销两名导演的以色列公民身份。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则称两人为“全体以色列人的耻辱”。以色列军方也否认影片内容。他们到底纪录了什么，让以色列政府集体“破防”？
屋顶上的24个人
纪录片《NAZA》的拍摄历时近三年，主要拍摄地位于特拉维夫。这座城市距离加沙只有60公里，但在镜头下却灯火通明：晚高峰的车流缓缓流动，电影资料馆照常举办放映活动，高楼鳞次栉比——仿佛战争发生在另一个世界。
镜头随即转向特拉维夫一栋房屋的屋顶。24名受访者陆续出现在画面中，他们的面孔和声音都经过了特殊处理。这些人来自以色列军方和情报系统，讲述了这座城市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一套昼夜运转的战争系统。
·影片中，亚伯拉罕（右）与一名受访者对谈。（英国《卫报》）
根据他们的描述，以色列军方在加沙战争中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筛选攻击目标，其中一套系统名叫“Lavender”（薰衣草）。手机定位、通信监听等各类情报手段，也被纳入了这套战争体系。这些技术不只用来辅助寻找目标，还直接参与了侦查和判断的部分环节。
影片通过受访者的口述，进一步还原了这套系统如何完成一次远距离攻击：程序先分析已知哈马斯人员的手机通话模式，再从受监控的数万部手机里，筛选出行为模式相似的号码，随后在夜间对机主发动袭击。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帮助下，很多军事人员甚至无需出现在战场。只要坐在特拉维夫的电脑前，就可以完成目标筛选，再命令无人机投放炸弹。
据受访者披露，这套以色列用于轰炸加沙的人工智能目标锁定系统，已造成数以万计平民丧生。而这，正是片名“NAZA”的由来。
“NAZA”是以色列情报部门使用的军事术语缩写，专门用来指代对加沙发动空袭时，预估会丧生的平民数量。有消息人士称，曾经有一次行动，为了击杀一名哈马斯人员，获批可造成五百例“NAZA”，也就是预估五百名平民死亡。
受访者还揭露，以色列国防军倾向于在夜间、在目标人物的家中打击哈马斯武装人员；如果武装人员和家人同住，或是住在人口稠密的街区，即便会造成平民伤亡，行动也不会停止。有些加沙的平民因为饥饿和口渴外出寻找食物，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越过看不见的界线进入军事区，随后就遭到狙击手射杀。与此同时，军方有时明知道建筑物里有妇女和儿童，却仍然批准相关的攻击行动。
·当地时间8月4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举行大规模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新华社/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 摄）
影片里，有些受访者承认，自己要为数千人的死亡负责，但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因为觉得揭露这件事的不该是自己。“我的工作只是技术层面的。”一名受访者说。另一个人则认为，自己“不过是一颗小小的齿轮”。
在亚伯拉罕看来，正是军事命令和人工智能的出现，让战争产生了距离感，也让冷漠有了容身之所。“诚然，隔着屏幕夺走他人的生命，心理负担会小很多。”亚伯拉罕说，“但同样要看清楚，情报人员掌握的真相最多。他们监听手机，清楚自己要轰炸的房子里全是孩子，能听见婴儿的啼哭。可他们还是会下达新一轮的打击指令。”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AI深度嵌入目标选择与打击决策，传统的战争伦理边界有被侵蚀的风险。以往，战争决策要承受巨大的国内舆论和国际道义压力，而现在依托AI系统，可以将打击行动包装成‘精准、低伤亡’的技术行为，很多原本不会被批准的高风险空袭，能以‘算法辅助’的名义快速通过审批，无疑大幅降低了战争启动的门槛。”
纪录片《NAZA》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后，获得了长达25分钟的起立鼓掌，创下当届电影节的纪录，并最终拿下了评审团特别奖。
但对两位导演来说，掌声不是终点。在影片的介绍文字里，他们写下了拍摄《NAZA》的初衷：“我们拍摄这部影片，源于一份责任。身为以色列人，我们有义务去审视造成巴勒斯坦平民大规模死亡的整套体系，而这一切，我们的国家负有责任。”
战争不只发生在废墟里
《NAZA》背后的两位导演，并非出身传统的电影学院，而是从各自的人生经历，走入了纪录片拍摄。
亚伯拉罕1995年出生于以色列贝尔谢巴。19岁那年，他进入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服役，但训练一周后便因个人原因拒绝服役。离开军队后，他花了两年时间从事儿童志愿工作。
亚伯拉罕有一位也门裔祖父，会说巴勒斯坦阿拉伯语。20岁时，在祖父的引导下，亚伯拉罕也开始学习阿拉伯语。随着语言能力的提升，在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接触中，亚伯拉罕开始公开批评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的占领政策。之后他成为一名调查记者，长期为以色列《+972》杂志、《Local Call》等媒体撰稿，报道约旦河西岸的拆迁事件，针对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以及巴勒斯坦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2025年，联合国官网发布图片显示，一所位于加沙的学校已变成流离失所者的避难所。（联合国官网）
另一位导演拉谢尔·瑟尔同样来自以色列。1994年，她出生于特拉维夫，曾在以色列阿拉瓦环境研究所工作。
瑟尔与亚伯拉罕的合作始于2019年。那一年，亚伯拉罕前往约旦河西岸报道当地情况，认识了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巴塞勒·阿德拉。阿德拉从少年时起就用摄像机记录家乡房屋、学校与基础设施被拆除的过程，亚伯拉罕则以记者身份持续跟进这些事件。瑟尔随后加入了拍摄工作。他们又和另一位巴勒斯坦导演哈姆丹.巴拉尔一起，组成了一支创作团队。
近五年的拍摄里，他们积累了大量素材，最终完成了纪录片《唯一的家园》。影片以阿德拉的故事为基础，讲述了巴勒斯坦人长期抵抗以色列暴力与驱逐、拼死保卫家园的经历；同时通过对比阿德拉在占领下的受限生活，与亚伯拉罕拥有的行动自由，展现了两人之间存在的“种族隔离状况”与深刻的不平等。2024年，影片在柏林电影节首映，2025年斩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电影《唯一的家园》海报。（豆瓣电影）
但奖杯带来的，远不止掌声。颁奖典礼上，亚伯拉罕在致辞中呼吁加沙停火，同时呼吁结束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地区的“种族隔离状况”。这番言论很快遭到部分以色列媒体及德国政治人物的批评，有人甚至指责他带有反犹主义倾向。
没过多久，亚伯拉罕就收到了死亡威胁——一群以色列右翼人士到他家把他揪出来，亚伯拉罕因此被迫取消了返程航班。随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被广泛传播的声明，批评“反犹主义”一词正被滥用，用来压制像他这样支持停火的以色列人。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会让“反犹主义”失去原本的实际意义，最终反而会将全世界的犹太人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2025年3月，《唯一的家园》联合导演哈姆丹·巴拉尔手捧奥斯卡奖杯。此前不久，他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苏西亚村的家中遭到以色列定居者袭击。（法新社）
这些麻烦并没有让亚伯拉罕停下脚步。当《唯一的家园》被越来越多人观看后，亚伯拉罕清楚地意识到，电影带来的关注，并没有让现实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他和瑟尔开始了《NAZA》的创作。
和《唯一的家园》不同，同样记录战争的《NAZA》，没有直接将镜头对准加沙。整部影片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真正切入加沙的战争画面：废墟、悲痛的父母、倒在地上死去的孩童。
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瑟尔提到，他们曾反复讨论影片的结尾该如何呈现。“整部影片拒绝华丽的艺术修饰，对特拉维夫的冷峻刻画，正是为了表现这座城市对远方苦难的视而不见。”
亚伯拉罕则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处理告诉观众：战争不只发生在废墟里，也发生在城市的办公室中、屏幕前、系统里。“特拉维夫的一切都在照常运转，仿佛远方什么悲剧都没有发生过。”
在他看来，这种漠视本身就带有暴力属性，因为策划加沙军事行动的军方总部，就坐落在特拉维夫的中心，“它的存在，让周遭的一切都浸染着暴力的底色”。
“叛徒”
《NAZA》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后，两人再次遭遇以色列国内的舆论抨击。
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公开指责两位导演“叛国”，并表示将推动撤销他们的以色列公民身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其他官员也公开批评影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则称两人为“全体以色列人的耻辱”。以色列国防军否认影片中的相关指控，并质疑匿名受访者的身份和说法能否独立核实。
·以色列南部市场阿什杜德，墙上涂鸦画有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谢尔·瑟尔的形象，并配有希伯来语 “叛徒” 字样。（英国路透社）
与此同时，也有以色列电影人公开站出来支持两人。超过700名以色列电影从业者签署请愿书，反对针对两位导演的“煽动和攻击”，并强调艺术与新闻业有责任让社会看到被忽略的现实。
风波之中，亚伯拉罕没有选择隐身。他接受了以色列13频道记者拉维夫·德鲁克的采访。这也是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奖后，他首次接受希伯来语以色列媒体采访。
这场采访气氛紧张。德鲁克对片子的说法提出诸多质疑：影片中的24名匿名军方人员身份是否经过核实？他们描述的具体案例，是否能够独立验证？德鲁克表示，如果受访者没有姓名、部队等具体信息，外界很难核实这些指控的真实性。亚伯拉罕则坚持为影片辩护，他解释称这部电影与英国《卫报》联合出品，有一批编辑查阅过原始素材。“受访人的身份经过核实，他们讲述的个案也全部经过核实。”
当被问及为什么影片没有讲述2023年10月7日由哈马斯发动的袭击，以及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遭虐待时，亚伯拉罕回应道，影片其实已经涉及这些话题。随后，他把问题反抛给了德鲁克：“那你们（以色列媒体）为什么不播出相关报道？”他指出，过去3年的以色列电视调查节目里，从没有深入调查加沙的交战规则、“附带损害”政策，以及巴勒斯坦平民遭受的生命损失。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4日，尤瓦尔·亚伯拉罕（左）接受以色列第13频道主持人拉维夫·德鲁克（右）采访。（《以色列时报》视频截图）
亚伯拉罕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以色列记者联盟新闻自由负责人阿纳特·萨拉古斯蒂指出：“希伯来语主流媒体，从未向以色列公众充分报道加沙发生的一切，更不会呈现巴勒斯坦视角下的平民伤亡、遇难孩童、城市损毁，民众主动搜寻才能看到相关信息。”
影片背后，加沙地区战火未休。加沙卫生部门公布，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7300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平民。
早在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便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2025年9月，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认定，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在加沙实施并持续实施了种族灭绝罪行。
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尽管《NAZA》纪录片揭露的“工业化屠杀”式的战争模式，已经触碰了战争罪的核心认定边界。但这类行为的追责始终面临多重现实阻碍。他说：“以色列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本身就不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片中关键证词全部来自匿名的以军内部人员，而以色列国内法律体系由本国司法系统主导，在当前以色列国内的高压管控环境下，信息核实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很难形成有效证据链。更为重要的是，加沙地带长期处于军事封锁状态，大量平民伤亡的原始记录散落损毁，跨国司法机构很难进入现场完成完整的证据固定。”
如今，亚伯拉罕与瑟尔仍在以色列面临法律追责威胁，其中包括被撤销公民身份。但即便如此，亚伯拉罕依旧把以色列视作自己的祖国。“以色列是我的家，是我想要生活的地方，对我而言意义无比重大。”他说。
钱峰对两位导演的行为表示肯定，他说：“有必要在联合国主导下，在国际法层面协商划定相关红线和标准，任何以叛国、泄露机密为名报复披露战争罪信息的吹哨人的行为，都应被纳入联合国的监督范畴，避免‘国家安全’叙事成为掩盖战争罪行、打压知情者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