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九一八”纪念日前夕

九月十八日，又快到了。

九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大地陷入长达十四年的苦难与抗争。

与以往的纪念日不同，今年的“九一八”前夕，我特别想起了一个名字——霍德舒。

他是我的曾外祖父。

二十多年前，我的大舅霍然在患病期间，亲笔写下了一篇文章《我爷爷和张进思》，记录了我的曾外祖父与革命烈士张甲洲之间的一段往事。

大舅如今已经离世多年，我也早已远离故土，定居加拿大。

前些日子，因为帮助年迈的母亲整理回忆录，我开始重新向家里的亲人核实一些家族历史。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从老舅霍宪那里意外得知：原来，曾外祖父霍德舒，曾是一名东北抗日地下交通员。

于是，我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他的足迹。

当我输入“霍德舒”“交通员”这两个关键词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关于张甲洲的历史资料。其中，清华大学校友网刊载的一篇文章《张甲洲：让周恩来热泪横流的抗日名将》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总揽了富锦中学的大权后，便以庆幸久旅店为据点，通过交通员霍德舒和抗联独立师联系。”

短短一句话，却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

家族像册里的张甲洲烈士生前照片

霍德舒——我的曾外祖父。

一个在家族中沉寂了几十年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记载之中。

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家族那个普通的老人，曾经真实地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而又残酷的历史之中。

从普通农民到地下交通员

曾外祖父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

小时候，他只读过半年多私塾，便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读书，而是靠自学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练得一手好毛笔字，也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说岳》等书。

也许正是这些书中的忠诚、义气和反抗精神，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年轻时，他因为不满恶势力欺压百姓，离开家乡闯荡北大荒。后来又因为土地纠纷多年打官司，亲眼见识了旧社会普通百姓的艰难。

1933年前后，他因土地官司暂住三姓，也就是今天的依兰。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后来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人——张甲洲。

当时的张甲洲使用化名“张进思”。

两个人原本只是旅店中的偶然相识，却因为一顿饭、一场交谈，逐渐建立起信任。

曾外祖父后来还写信推荐张甲洲到富锦中学任教。

张甲洲来到富锦后，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并逐步建立起地下组织与抗日力量之间的联系。

而曾外祖父，也逐渐成为他信任的地下交通员。

从此，一个普通农民的人生，与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交织在了一起。

在敌后传递希望

在日伪统治严密的东北，地下交通员承担的是极其危险的工作。

根据家族记忆以及后来张甲洲纪念资料中的记载，曾外祖父曾承担传递消息、联络人员、护送同志以及掩护革命活动等任务。

当时，张甲洲曾以庆幸久旅店等地作为秘密活动据点，并通过交通员霍德舒与抗日武装取得联系。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一次普通的联络、一次秘密的传递，都可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因为地下交通员的特殊性，他必须在公开身份与秘密任务之间小心周旋。一次失误，可能暴露自己，也可能牵连同志和家人。

所以，这些事情，曾外祖父也很少向家人提起。

关于他的个人文字记载并不多。

正因为如此，大舅霍然留下的文章，以及后来在张甲洲纪念资料中出现的那些文字，才显得格外珍贵。

它们让一个已经沉寂多年的名字，重新有了历史的温度。

从朋友到生死之交

曾外祖父与张甲洲，最初只是偶然相识的朋友。

可是，在共同面对民族危亡和敌人的残酷统治之后，两个人逐渐成为可以彼此托付的战友。

1937年，张甲洲准备离开富锦、奔赴抗日部队时，曾外祖父原本也想跟随他一起拿枪打鬼子。

可是，张甲洲却把自己的妻儿--刘向书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他。

这是怎样的一份信任？

对于一个正在准备奔赴战场的人来说，把妻儿托付给一个朋友，意味着把自己最牵挂的人交到了对方手中。

曾外祖父接受了这份托付。

他冒着风险设法将张家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长春的亲家母家。

可是，就在不久之后，曾外祖父自己被捕了。

四十九天的牢狱

敌人知道霍德舒与张甲洲关系密切，不断审问张甲洲的去向，以及张家人的下落。

据大舅霍然的记述，特务甚至拿出一个硬壳本子，上面记录着两人见面的时间、地点以及谈话的位置，试图以此逼迫曾外祖父开口。

面对敌人的追问，他只有一句话：

“不知道。”

敌人软硬兼施，甚至由特务头子广野亲自审讯。

威逼、利诱没有使他屈服。

随后，是长达四十九天的刑讯。

吊打、老虎凳、跪钉板、灌水……

酷刑轮番使用。

据大舅的文章记述，曾外祖父遭受了严重伤害，却始终没有透露张甲洲的去向，也没有说出张家人的下落。

四十九天后，他活着走出了牢房。

可是，那些伤痛却伴随了他一生。

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

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

可是，在朋友的生死面前，他用沉默守住了秘密。

张甲洲的最后岁月

1937年，张甲洲在奉命前往抗日部队的途中遭遇伪军伏击，壮烈牺牲，年仅30岁。

他就这样永远留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而曾外祖父活了下来。

他没有等到与张甲洲再次相见。

但是，他没有忘记那份托付。

后来，他继续生活，经历了战争、社会变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

1959年，曾外祖父霍德舒在长春去世。

距离张甲洲牺牲，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可是，对一个真正经历过生死的人来说，有些记忆也许一生都不会消失。

当年的守护，几十年后的证明

两家人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张甲洲的牺牲而结束。

“文化大革命”期间，霍家后人也受到冲击。

我的外祖父霍汉生，是霍德舒的儿子，曾在清华学堂学习——清华大学的前身。伪满时期，他曾做过职员，后来家庭成分被认定为“伪职员”。

这个历史标签，也给他的几个孩子在入党、入团等方面带来了影响。

我的外祖母后来带着这些遭遇，到哈尔滨寻找张甲洲的遗孀——我们家尊称为张太奶的刘向书女士。

当她听到霍家的遭遇后，十分气愤和激动。

她没有忘记霍德舒。

这位曾经与张甲洲共同经历风雨的革命伴侣，几十年后依然记得当年那个帮助过他们一家的普通人。

她亲笔写下证明，说明霍德舒与张甲洲之间的革命友谊，以及他在抗日斗争中所承担的工作。

这封证明信，后来成为霍家后代面对困境时的一份重要凭据，帮助他们渡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多年以后再回望这段历史，我最感动的，恰恰是其中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轮回：

当年，霍德舒守护了张甲洲的家人；

几十年后，张甲洲的遗孀又为霍德舒的后人站出来作证。

这，也许就是患难之交最深的意义。

张甲洲和刘向书的结婚照（来自互联网）

大舅霍然留下的遗稿

而今天，我能够重新追寻这一切，最应该感谢的人之一，就是我的大舅霍然。

二十多年前，他在患病期间写下了《我爷爷和张进思》。

那不是一篇宏大的历史文章。

那只是一个晚辈写给祖父的回忆。

可正是这篇文字，让几十年后的我有机会重新认识曾外祖父，也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

大舅自己的一生，同样经历了时代的坎坷。

在“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后来被送往黑龙江友谊农场劳动改造。多年的艰苦环境和身心磨难，也给他的晚年健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晚年，他和子女生活在深圳。

他身患重病那时，我正从加拿大回国探亲。

因为当时生活和工作压力很大，假期很短，我没能赶去深圳看望他。

回到加拿大不久，我接到母亲的电话：

大舅已经离世了。

这个遗憾，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如今重新读他当年写下的文字，我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在重病之中还要记录几十年前的往事。

也许他知道，如果没有人把这些事情写下来，随着老人们一个个离去，这些故事就可能永远消失。

所以今天，我想替他把故事继续写下去。

这篇文章，也是我迟到了多年的一声问候，写给大舅霍然，也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母亲与这段历史

我的母亲霍敏，也与这段历史有着特殊的联系。

她12岁时和大舅霍然一起在家乡富锦县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卫生兵，后来跟随部队南行至沈阳，参加了解放战争。

富锦，正是曾外祖父与张甲洲当年活动、战斗过的地方。

后来，母亲转业到地方，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医学，成为一名医生。

她一生救死扶伤，直到60岁光荣离休。

母亲很少把自己的经历当作值得炫耀的事情，却常常跟我讲起张甲洲，也讲起我们霍家与张家的那段往事。

小时候，她还曾带我到哈尔滨，拜访张甲洲烈士的二儿子张佳心爷爷、张太奶刘向书以及张家的其他后人。

那时的我，只觉得那是一次普通的探亲访友。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其实是我与这段历史的一次相遇。

母亲霍敏在1960年代的照片

两个家庭共同守护的记忆

在我和母亲探望张太奶几年之后，张甲洲烈士的孙子张红旗先生来到沈阳看望我的母亲。

他们再次共同回忆那段烽火岁月。

后来，张红旗先生投入大量时间整理祖父张甲洲以及东北抗联的历史资料。

在这些资料中，我又一次看到了霍德舒的名字和他的事迹。

那一刻，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原来，曾外祖父的名字并不只存在于我们霍家的记忆中。

张家也记得他。

历史也留下了他的足迹。

而大舅霍然留下的文章，也终于让我在几十年之后，重新走近了那个我从未真正见过、却一直存在于家族记忆中的老人。

一份跨越近百年的托付

如今再回望，我常常想起两个家庭之间那条跨越近百年的线。

张甲洲把妻儿托付给霍德舒；

霍德舒用沉默守住了这份托付；

几十年后，刘向书又为霍德舒的后人作证；

再后来，张红旗继续整理这段历史；

而今天，我又把大舅留下的文字重新写下来。

一个家庭记住另一个家庭。

一代人记住上一代人。

后来的人，再把故事交给更后来的人。

也许，这就是记忆能够穿越时间的方式。

它不需要宏大的仪式。

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名字、一篇遗稿、一封证明信，以及一个愿意继续讲述的人。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今天，我身在加拿大，远离曾外祖父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东北黑土地。

隔着万里山河，我重新写下他的名字：

霍德舒。

他没有显赫的职位，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也没有成为大众熟知的英雄。

他只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中的一个。

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他选择了担当；

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伸出了手；

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守住了秘密；

在时代的风雨中，他守住了自己的良知和气节。

历史并不只存在于宏大的史书里。

它也存在于一顿饭、一次相识、一封书信、一次护送、一封证明信、一道伤疤，以及一句简单而坚定的：

“不知道。”

九一八，不能忘。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

愿我们记住那些已经离去的人，也记住他们曾经守护过的人。

愿霍德舒老人安息。

愿张甲洲烈士英魂长存。

愿大舅霍然留下的文字继续流传。

愿母亲健康长寿。

也愿两个家庭跨越近百年的这份信任、忠诚与情谊，被后人永远记住。

九月十八日，又要到了。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愿这样的苦难，不再重演。

2026年9月 于 加拿大 . 多伦多
　　　　　　　　　　　　　　我爷爷和张进思

我爷爷小时候给人家放过牛，读了半年多私塾，由于农活忙，辍学了。后来靠发愤自学得来点文化。有这么个故事。有一天我爷爷在碾房里推碾子，一个找我爷爷，问中药的“砂仁”怎么写；？我爷爷谦虚地说：“我就念那么几天书，字都忘光了，找别人吧！”那个人说：“我着急进城抓药，等不得，你好歹写上吧。”我爷爷想了半天，在他的药方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字：“杀人”。那个人赶到九台县城的一家药铺，把药方递上去抓药，把掌柜吓了一跳，忙说：“你这个‘杀人’我铺里没有，上警察署抓人去吧！”那个人楞住了，掌柜比划着，取笑地说：“你这个白字先生，把‘砂仁’写成‘杀人’啦！”那个人忙解释：“不是我写的，是求人写的。”回来当我爷爷一学，众人笑的前仰后合，把我爷爷闹个半红脸，尴尬地笑了。此事以后传为笑谈，而我爷爷经这件小事的刺激，从此发愤自学了。 　　我爷爷经过几年的刻苦自学，练得一手好笔字，精通珠算和帐目，尤其是读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最喜爱的是《水浒》、《三国演义》、《精忠说岳》、连《三国演义》中的金圣叹的小批都背诵下来了。他从《水浒》中学来了反抗权势，专打不平的造返精神；从《三国演义》中学来了对朋友的“义”；从《精忠说岳》中学来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这些传说的优秀品质，在他今后的生活和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爷爷哥六个，他排行老三，性情刚烈，不怕硬，好打不平，哥兄弟都很敬畏他。他二十五岁的那年年跟前，有一天，爷爷正在厨房往处挑猪食，听见外面有呼嚎叫骂声，一看是警察敲诈勒索来了，爷爷顿时火冒三丈，上去一扁担把那个警察打翻在地。他以为打死了，闯了大祸，连夜跑到吉林市我大姑奶家躲起来了，过年也没敢回家。从此，爷爷一堵气，闯了北大荒，由家里家外，亲戚朋友凑些钱，落到集贤县，买了一方荒，开荒种地，想走发家致富道路。哪曾想，这段路走不多远就堵死了。一个性赵的恶霸，赖占我爷爷的地。为了治这口气，爷爷跟他打了八年官司，饱尝官府的黑暗，人世的辛酸。在这期间，认识了我张大爷，就是张进恩。 　　他们俩是邂逅相遇，成了至交，成了生死不渝的战友。 　　那是一九三三年春天的事。我爷爷为打官司在依兰（当时叫“三姓”）蹲小店，张大爷为抗日潜伏在这个小店，住在我爷爷的隔壁。我爷爷说：张大爷高个儿，大饼子脸，穿一件半旧的青士布上衣，谈吐文雅，举止大方，经常有人访他，但很少与店内人来往，有时与我爷爷碰面，善意地点点头。我爷爷素来就爱慕读书人，对这个年轻人，除爱慕之外，还有几分敬意，总想我找机会跟他攀谈几句。这个机会终于到了。端午节前店里吃头一顿豆角，张大爷找几个朋友议事。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就把他们留下了。在饭桌上，店掌柜的发话了，不满意地说：“张先生，你太知好歹了，欠了一个多月的店钱饭费不还，又找人吃饭，这钱，你想还不？”说得张大爷面红耳赤，当时，他筷子一放，不吃了“我爷爷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掌柜的鼻子，骂道：“你狗眼看人，把张先生看成什么人？秦琼还有卖马的时候呢，不就是为了几个店钱吗，写在我的帐上好了！”掌柜一看，有人肯替他付店钱饭费，口气变了，又解释，又道欠，这场小风波算平息了，但这顿午餐也不欢而散了。那天晚上，张大爷过我爷爷的房间里道谢。两人一见如故，攀谈起来了，从个人的处境谈到世态人情，从家事谈到国事（当然张大爷是不能公开他的真实身份的），谈得十分投合。我爷爷问：“你现在依靠什么生活？” 　　“给报社写点稿，得点稿费，免强糊口吧。” 　　“靠读文度日不是长欠久这地，凭你的人品才学，怎么不找一个固定职业干呢？”我爷爷关切地问，张大爷苦笑地说：“我初到此地，举目无亲，哪有人肯帮这个忙？”“富锦中学较长是我的同乡，我给他写封信，推荐你去教学怎样？” 　　“这很好，就请你费心啦。”张大爷的脸上露出喜色，他巴不得得个合法身份，潜入地下，重整旗鼓，开展抗日斗争。 　　从此我爷爷和张大爷成了朋友，张大爷帮我爷爷写呈状，把官司打赢了以后，便带着我爷爷亲笔写的介绍信，来到了富锦。走时，我爷爷说：“富锦万升久旅店有我的行李，你先用着。”随手又塞给他盘钱，他也没推辞，感激地收下了，这天张大爷安排好住处，随即去中学。不凑巧，中学刚放暑假，只有一名事务老师在办公室里收拾修理脚踏风琴，张大爷走到跟前：“请问：校长在校吗？”“不在”那个事务老师侧着头，打量一下张大爷，反问一句：“你找他有什么事？” 　　“有人推荐我到贵校教学。” 　　“校长到佳木斯讲习去了，回来再说吧。”那个事务老师说完又摆弄那架破风琴了。张大爷转了话题，试探地追问一句：“请问：贵校现在还缺教师吗？” 　　“不缺！”那位先生有点不耐烦了。张大爷有点失望，尴尬地坐在靠门的椅子上，边看着他笨拙的动作，边想自己的事。这样沉默片刻，那位事务老师说了声：“破玩艺！”赌气地把风琴一推，站起来拍打拍打手。张大爷象发现了什么，站起身向前走两步，毛遂自荐地说：“我试试看怎样？”那位老师重又打量一下张大爷，似乎有意地试试他的本领，点点头说：“可以”，张大爷蹲下来，麻溜利落地卸下装上，不大一会修理完毕，站起身从头至尾按一遍琴键，每一个键都并发出清脆悦耳的琴声。风琴修好了，那位事务老师高兴而赞许地说声：“谢谢，看来你是擅长音乐的了？” 　　“只不过是一种爱好！”张大爷谦虚地笑一笑。 　　那位事务老师真上忙人，转身又收拾理化教具和仪器，但不知怎样安放。张大爷又帮他的忙，熟练而准确把教具和仪器安放得井然有序。那位事务老师一看张大爷伸手不凡，算折服了，惊奇地问：“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在清华大学读几天书。”由于张大爷的谦虚，越发博得那位老师的尊重。他敬佩地说：“太客气了。我们学校正缺高中理化教师，等校长回来我推荐您！他情不自禁地放了口。张大爷觉得有必要求真，便说“那就拜托了，可是刚才你不是说贵校不缺教师吗？”那位事务老师觉得刚才说话有些失礼，尴尬地笑笑说：“那——那不是不缺庸人，缺人才呀！”就这样，张大爷没拿我爷的荐书，而凭自己出众的才华，毛遂自荐地获取了合法身份，潜入富锦中学。从此，他经富锦中学为根据地，集聚力量，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我爷爷在三姓结束了土地官司以后，回到了庆丰久旅店。张大爷见他很可靠，便培养他当了交通员，使庆丰久旅店成了交通站。从此，两位朋友的战斗友谊日渐亲密、深厚。我爷爷比张大爷大十多岁，但事事都找张大爷商量，向他请教。而张大爷求爷爷办事（任务），爷爷都是竭尽全力地去办。记得解放后在我参军之前，爹爹讲过的一件事：伪满时，有一个冬天，爷爷受张大爷的委托，以回萝北看儿孙为名，在黑龙江边送两个青年过江。爷爷很少讲他自己的事，但是他头的伤疤，却明显地摆着。我小的时候，常常搂着爷爷的脖子，好奇地抚摸着爷爷头上光滑的凸的伤疤。问爷爷是怎么回事？爷爷捋着胡子，笑一笑说：“狗咬的！”狗怎么咬在头上了？还是后来爹爹给我讲清了爷爷头上伤疤的来历。 　　1937年（康德四年），张大爷由地下转入公开武装斗争的前夕，我爷爷跟张大爷接触更频繁了，积极筹备着迎接新的战斗。爷爷要跟张大爷去，拿枪跟鬼子干！张大爷劝阻我爷爷：“老哥哥，你这么大岁数了，打仗不是您的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到五十岁，怎么不能打仗？”我爷爷有些急躁了。 　　张大爷忙解释说：“老哥哥，你别误会。我还有件要紧的事托会给您。” 　　“什么事，你尽管说，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给你办好！” 　　“我走后，我的妻儿托付给您把他们送到安全地方，以后，我派人接你。” 　　张大爷走后，我爷爷把张奶母子三人（佳田大叔才一岁半）和他娘家妈妈安置在长春我外祖母家隐藏下来。第二天，爷爷被捕入狱。在富锦县公暑特甸股头子广野所经营的阎王店里斗争了四十九天。 　　审讯时，广野指使翻译问：“霍德舒，你和张进思是什么关系？” 　　“朋友”！ 　　“他干什么去了？” 　　“到佳木斯讲习去了！” 　　“张进思的家属哪去了？” 　　“不知道！” 　　“胡说！”一个特务受广野指使，拿着个硬壳本子洋洋得意、指手划脚地插进去，审问我爷爷：某某天，你与张进思在松花江饭店的单间饮酒议事；某某天，在张进思家的大门前，你两又谈些什么？ 　　“不记得了！”我爷爷果断地回答。 　　“你看——这是什么？”那个物务抓住铁证似的，把那个硬壳本翻开，举给我爷爷看。本子上清楚画着我爷爷与张大爷在饭店与门前谈话的方位。狗特务真下了一番功夫，但我爷爷早已横下一条心，沉默，不理采。狗特务以为他的“铁证”有些灵验，奸笑着，压低声音，从牙缝里挤出：“你两到底谈些什么？” 　　“家常！” 　　“叭嘎！张进思的干什么走了？他的家属哪去了？“特务头子广野亲自出阵了。 　　“不知道！”我爷爷斩丁截铁地回答。 　　广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也是一个心毒手辣，但又狡猾的狗特务。他看硬的不行，使软的，便皮笑肉不笑地说：“霍德舒，你是个聪明人，你的说出来，我保你没事的有！” 　　我爷爷早有思想准备，仍然是：“不知道” 　　广野火了，一摆手，上来两个前胸不长毛的鬼子把我爷爷拉下去，广野在我爷爷身上用尽了他的刑罚（除了畏狼狗之外）。什么吊打、上大挂、坐老虎凳、跪钉板、灌凉水、辣椒水等等，都没有制服我爷爷。广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也被这个普通的中国老头所惊服，不得不承认：“霍德野的骨头真硬！” 　　最令我痛心，而又难以忘却的是：跪钉板、灌凉水和辣椒水！鬼子把我爷爷的长裤脱掉，穿着短裤，强迫爷爷跪在钉子帽朝上钉着的钉板上，两肩坐着两个肥胖的鬼子；疼痛象锥子一样扎着爷爷的心，鲜血染红钉板；爷爷咬着牙，不哼一声，但是痛昏了。当两个鬼子把爷爷拖起来时，钉帽是刮着一块块带血的肉疙瘩！ 　　我爷爷并不是那么老实就刑，而是反抗的。有一次，两个鬼子把我爷爷拉到井沿灌凉水，他们把我爷爷按倒仰面绑在大木板上，一个鬼子把住我爷爷的脑袋，一个鬼子提着水壶，呛着往爷爷鼻吼灌凉水。凉水越发越激起爷爷对敌人憎恨的怒火，趁鬼子打水之机，狠狠地蹬了一脚，差点没把那个鬼子踹下井去。这两个鬼子角狼一样扑向我爷爷，拳打脚踢，摧残一阵之后，觉得井沿不安全，又把我爷爷拉回小屋里。门旁立着一把劈些的大斧子，爷爷端相几次，要想动手劈死这两个鬼子，但又一琢磨，不合算——那时我家在罗北，不算爷爷还有五口人，劈死两年鬼子，全家人的命都得搭上，不能动手。我爷爷的表情，这两个鬼子似乎有点察觉。把斧子拿走了。他们又以双倍仇恨，疯狂地给我爷爷灌辣椒水，使我爷爷的头根都往外浸血。 　　四十九天的严刑拷打，严重地摧残着我爷爷的肉体和神经，但我爷爷的信念始终如一，坚贞不屈，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就是死，也决不出买卖祖国、民族、革命和同志。一天晚上，爷爷的脑神经一时错乱了，好象听到隔壁狱中有叮当作响的脚步声。“敌人又抓人了！”爷爷悲愤至极，要以身殉国，用鲜血和生命抗议和控诉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我爷爷摸到了狱中的“瘪拉搭）（俄语：炉火），照着我爷爷当时没有死，但是致残了。解放后不久，他小脑溢血，瘫痪了八年，1959年春天，死在长春我姑母家里。 　　我敬爱的爷爷，更珍爱他与张大爷的纯贞和生死不渝的战斗友谊。假如，我张大爷有在天之灵的话，一定会为他的老哥哥而感到自豪！这两位革命老人的战斗友谊胜过三国时的刘、关、张。他们是以民族利益，革命利益为基础的新型的同志式的革命友谊，是值得我们晚辈后代效仿和继承的！ 　　安息吧！敬爱的爷爷，您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