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二十五周年，本应是纽约最庄严的一天。近3000个名字被一个个念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永远没有回家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或者孩子。可是，就在这样的仪式上，当死难者姓名正在被宣读时，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与AOC却被拍到交谈、微笑。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嘲笑死难者，但这并不能改变另一件事：在一个本应肃穆到连说话都显得多余的时刻，纽约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却忘记了自己站在哪里。

如果这只是一个礼仪上的失误，也许并不值得写一篇文章。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它恰好发生在今天的纽约，也恰好发生在马姆达尼身上。过去二十五年，西方在军事上打击了基地组织和ISIS，却没有真正解决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自由社会如何面对那些利用自由反对自由的政治力量。宗教自由当然必须保护，穆斯林也当然应该享有与任何公民同样的权利；但宗教自由与政治伊斯兰主义不是同一回事。一个自由社会如果因为害怕被指责为“不包容”，连这种区别都不敢说，最终受损的恰恰是自由本身。

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一部分进步主义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奇怪的价值倒置。它们对传统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边境、警察和国家认同往往极其严苛，却对打着“少数族裔”“反殖民”“受压迫者”旗号出现的政治力量异常宽容。于是，曾经最应该坚持世俗主义、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和言论自由的人，有时反而不愿认真批评那些与这些价值发生根本冲突的宗教政治思想。

马姆达尼能够当选纽约市长，当然首先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这个结果必须承认。但民主只能保证人民有选择的权利，并不能保证每一次选择都是明智的。马姆达尼用免费公交、政府经营杂货店、扩大公共福利等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吸引了大量选民。选民当然可以喜欢这些承诺，但政治从来不存在免费的午餐：福利最终需要税收，政府扩张需要财政，而一个城市长期的繁荣最终依靠的仍然是企业、投资、就业和财富创造。

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纽约人为什么会投票给他”，而是另一个问题：一个经历过9·11的城市，为什么在仅仅二十五年之后，就已经能够把历史记忆、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警惕放到如此次要的位置？9·11死难者不会再投票了，但今天的纽约人会。民主最大的风险之一恰恰在这里：今天的人可以用自己的选票重新定义昨天的记忆。只要眼前的住房、交通、福利和生活成本足够重要，历史教训就可能迅速退到背景。

这也是为什么那张纪念仪式上的画面如此刺眼。问题并不在于马姆达尼和AOC那几秒钟究竟在笑什么，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在那一刻笑得出来。政治人物参加9·11纪念活动，不只是完成一项日程，而是在代表一个城市面对自己的伤口。庄重不是形式，而是记忆仍然存在的证明。

二十五年前，纽约人知道敌人是什么；二十五年后，真正危险的也许不是纽约人忘记了恐怖主义这个词，而是越来越不愿意讨论什么样的思想可能孕育反自由的政治力量。如果任何批评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声音都可能被简单归入“仇恨”或者“歧视”，如果边境、国家认同和文化整合越来越难公开讨论，那么自由社会实际上是在主动拆除自己的思想防线。

一个自由社会必须宽容，但宽容从来不意味着没有边界。它可以保护一个人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由，也必须保护另一个人批评伊斯兰教的自由；它可以欢迎移民，也有权要求新移民接受宪法、法律和共同的公民秩序；它可以尊重文化差异，却没有义务接受任何以宗教、族群或者“受压迫者”身份为理由，对自由制度本身提出豁免。

所以，9·11二十五周年真正值得问的，也许不是美国有没有打赢当年的反恐战争。而是：美国是否还记得自己为什么要保卫自由。如果有一天，纽约人可以为了眼前的政治承诺逐渐淡忘这座城市付出的代价，如果批评反自由思想反而成为一种“不正确”，那么真正被遗忘的就不仅是9·11，还有自由社会为什么能够成为自由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