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明确指出，自杀与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交织有关，失业、学业压力、关系破裂、歧视、心理疾病以及突发生活事件，都可能成为风险因素。不能把自杀简单理解成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不能把一个人的死亡机械归因于某一个事件。但是，这个说法太过复杂，如果自杀者家属能找到一个人——某个老师、某个领导、某家公司——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是他逼的。”
只要找到一个责任人，就找到了原因，获得了强大的心理安慰。今天老师说了一句话，昨天领导批评了一次，前几天夫妻吵了一架，上个月考试没考好——一个复杂的生命悲剧，被压缩成一个简单的故事：“他就是被某某逼死的。”
这种做法，非常符合人类理解悲剧的心理习惯，中国的社会环境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倾向。中国长期以来的“单位责任”文化，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就应该负责；员工进入单位，单位就应该负责；学生住在宿舍，学校就应该保证安全；员工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单位就必须解释。
当“安全责任”逐渐被理解成“结果责任”，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安全管理在于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不是你为什么没有做到百分之百避免？法律本身没有规定：“人死了，学校一定有罪。”但社会压力，却会制造出一种接近这种效果的心理预期。在高度强调稳定和责任追究的管理体系中，基层管理者最害怕是：“出了事，上面会先问我为什么没有防住？”
于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性管理”出现了：宿舍装防护网，阳台加高护栏，窗户安装限位器，楼道增加监控，老师说话越来越小心翼翼，班主任遇到情绪敏感的学生，不知道一句批评会不会变成日后的“呈堂证供”。最后出现了非常滑稽却又令人笑不出来的局面：学校越来越像一个大型安全设施，老师越来越像一名风险管理人员。
当社会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管理者，得到的不是更安全的社会，而是一个越来越不敢承担正常社会功能的社会。学校不敢管学生，医院害怕医患纠纷，企业害怕员工出事，基层干部害怕决策，大家都学会了同一件事情：保护好自己。
欧美国家同样会追究自杀者学校、雇主或者其他第三方的责任，也会处理校园霸凌、职场霸凌、疏忽管理以及明显的安全保障义务问题。如果一个学生长期遭受严重霸凌，而学校明知情况却故意不处理，那么当然应该调查学校是否履行了应尽义务。但如果一个学生本身存在严重心理危机，学校已经按照合理程序进行干预，最终仍然发生悲剧，那么“学生自杀”不能自动证明老师或学校有过错。
WHO强调，自杀是多因素、复杂交织的问题，不能简单化为单一的生物医学问题。自杀首先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其次才是一个责任归属问题。中国社会则恰好反过来了。一个学生自杀以后，大家首先问：“谁负责？”
悲痛，不等于责任；责任，不等于因果；因果，不等于法律责任。中国社会今天最需要摆脱的，不是“家属维权”，而是把所有悲剧变成责任大战的冲动；不是每一次悲剧发生以后，都先找一个“罪魁祸首”，要求学校、老师、单位先证明自己没有“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