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下称《国防动员法》）已于2026年8月28日经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将于同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幅修订，引发关注。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修法的核心，是把原本集中在战时的资源整合与战争准备工作，大幅前移到平时，并将“军民融合”正式写入法律，藉此降低未来进入战时或紧急状态时的协调成本。新条文全文未提及“台湾”二字，却把“统一”写入立法目的。
“这部法律涵盖从紧急状态到战时的完整光谱，台湾自然也包含在内。”位于华盛顿的安全分析公司Arclight Labs总监霍夫曼（Dr Samantha Hoffman）向BBC中文表示，更关键的是，动员体系在平时就已负有持续满足战备需求的义务，这意味着等到动员令真正下达时，其所依赖的条件早已就位。
霍夫曼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的国家动员》（China's Mobilization State）中写道：“即便只是部分成功的动员、只动用其中一部分资源，都可能对中国的对手造成灾难性冲击。”
美国独立智库“战争研究所”（ISW）中国研究员卡瑞斯（Jackson Karas）则向BBC中文指出，事实上无论此法是否修订,一旦爆发冲突，在中国的台商企业很可能都将面临重大威胁。
他表示，中国已多次演练以民用船只为远洋海军部署补给、向海滩卸载部队、隐蔽发射导弹与无人机，以及执行侦察任务。一旦民用资产被广泛用于军事目的，台湾及其区域盟友将更难识别目标，也更难获得预警。
BBC中文采访多位专家，解析此次修法背后“军民融合”的核心逻辑，以及为何在中国的台商会出现焦虑反应，还有台北与美国盟友是否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富士康及台积电等台厂，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厂房及巨额投资。
从“徵用”到“征收”：军民融合入法
《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施行后从未经历大幅修订。此次修订案于8月28日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1日生效，全文共14章82条。新法规定，为应对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及“发展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国家可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平时与战时的快速转换，将经济与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中国官媒的口径高度一致，强调此次修法是为对齐“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军事体制，条文本身未点名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
旧法的重点主要放在战争时期民力如何分工调用，相较之下，新法调整幅度更大：“预备役”被更宽泛的“后备兵员”取代；民用资源的徵调方式由单一的“徵用”扩大为“征收、徵用”并列；同时新增数据服务保障、供应链安全评估机制，并要求新兴领域的动员能力。
新法还首次明定，18至60岁男性、18至55岁女性原则上须担负国防勤务；金融、交通、电信、能源、医疗、粮食等关键领域，在动员期间均可采取特别措施。
霍夫曼向BBC中文分析指出，这次修法其实早在外界预期之中，旧法部分条文早于2021年便已暂停施行，等待相关改革成熟后再正式入法。
她说，这些改革在结构上包括改善这个庞大体系的跨部门协调，以及民兵单位的持续专业化：民兵虽仍是规模庞大、可供动员的人力与资产储备，但其重心已从过去偏重“数量”，转向偏重“专长”，逐步具备无人机操作、网路安全、人工智慧等专业能力。
她特别提到，新法把民用资源的处置方式从原本的“徵用”（暂时使用后归还）扩大为“征收”，意味着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制取得民间资产，这一改动格外引起外界关注。
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洪耀南向BBC中文表示，从新法可以看出，中共正汲取俄乌战争的教训。
他解释，对北京而言，此次修法最重要的意义,是把国防动员从过去偏重兵员、物资与后勤徵用,提升为一套“全社会、全领域、平战快速转换”的制度。换言之,修法不只是军事法规的技术性更新,而是要让中央在危机或战争爆发时,能够迅速将中国的经济、科技、交通、能源、金融、网路及民间产能,转化为国防力量。
卡瑞斯也认同，修订后的法案将中国动用民间关键资产的管道予以制度化，并扩大了可被动员的民间部门范围，以服务国家目标。他告诉BBC中文，中国的“胜利理论”很大程度依赖动员民间部门来弥补军力短板，尤其是在无人机、新兴科技与船只领域。新法让民用无人机得以迅速扩产、形成数量优势，也让民用渡轮可以补足军用海上运输的不足，以维持登陆据点的补给。
从军事体制角度，洪耀南补充说明，2015年中共军改后，中央军委、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动员权责一直有待重新界定。此次修法强调“军地衔接”与“平战转换”，正反映出北京希望防范危机发生时出现指挥混乱、地方不配合，或资源无法及时调度的风险。
卡瑞斯总结道，如今要在中国民用资产、民用产业与军事生态系之间划出清楚界线，正变得愈来愈困难。他说：“但这也是北京刻意设计的结果——民间机构、船只与产业，以及中国对它们的动员能力，正处于这项努力的最前线。”
台湾要担心吗？台商的疑虑从何而来
新法通过后，中国官媒统一口径，驳斥外界将修法与战争、台海局势挂钩的解读。
中国《环球网》社评便斥责西方及台湾部分舆论藉此修法读出战争讯号，称：“中国国防能力越发展、越制度化，地区和平就越有保障。那些从中读出战争信号的人，只能说，他们心里都预先装着各自的‘战争剧本’。”
然而，台商忧心资产与物资在战时遭到徵用的声音，仍不断传出。台北多家媒体便引述相关说法称，台商在陆资产可能被认定为“发展相关资源”而遭强制取得。台湾学者洪浦钊也向台媒指出，即使新法强调徵用有补偿机制,补偿标准如何认定、救济管道为何,才是真正决定资产是否安全的关键。
面对台湾舆论的质疑与台商的焦虑，中国国台办于9月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向台商喊话，强调程序法定、权益受保障,合规经营“无需顾虑”。台湾在野的中国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在立法院表示,新法的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不过，霍夫曼博士向BBC中文强调，此次修法对企业的实际影响极大，因为相关义务已被常态化、制度化。她说，根据新法，在中国境内营运的每一个实体——包括外国企业——都属于可动员资产，涵盖设施、设备，乃至数据、软体等智慧财产，均可能被徵用。
洪耀南则向BBC中文回应称，台湾不必因为一部法律就认定战争迫在眉睫，但也不能因为国台办一句“无需顾虑”，就假设台商自然不受此法规范。
“北京的承诺是政治语言，法律赋予的却是实际权力；风险评估应该看权力能做什么，而不是只听官方说目前不会做什么。”
卡瑞斯则将讨论范围扩大到美国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对中投资框架。他认为，外界或许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对中投资,还是向中国企业出售具军民两用性质的设备，都可能产生军事效应，即便合作对象名义上是中国民营企业、合作领域是关键新兴科技，也不例外。他告诉BBC中文：
“说到底，中国的民间与军事领域不能被视为彼此分离的实体，而是为达成国家目标而相互支撑的生态系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