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宁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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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元殿村沈荣富家

戴宁生2022 (2026-09-26 02:54:05) 评论 (0)
光明低压开关厂岁月(四) 



含元殿村沈荣富家

2026年2月18日

1973年7月我在南京工学院进修半年后,回到了开关厂,暂时仍然住在技术组的晒图室里。8月份父亲大概是去成都出差,路过西安,顺路到厂里来看望了我一下,之后我们一起进城在老孙家吃了羊肉泡馍,然后他就去火车站当天就离开了西安。

记得在老孙家,我们一人要了一碗羊肉泡馍的汤,但每人只要了一个馍。泡馍的羊肉汤是放在一个奇大无比的老碗里的,南方人一辈子也没见过有那么大的碗。然后跟别人学着把馍掰碎,放在大老碗里,服务员把放着每人掰好的馍的老碗拿回厨房去,来来回回用滚烫的羊肉汤浇上去,再送还给每个人。看看别的桌子上,真正的老陕们,他们的碗里黏黏糊糊的泡馍,堆得高出了老碗的碗沿,有将近一寸的样子,他们的碗里大概总有三四个馍的样子。反看我和父亲的碗里,一大碗汤里漂着几块我们掰的块儿太大的馍,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不会吃羊肉泡馍的愚笨的南方人。尽管如此,父亲和我还是吃得非常高兴。父亲和我都是那种不挑食的人,我们思想开放,吃任何新东西都兴致勃勃。

听二姐说,父亲回到南京后,母亲和二姐都很关心父亲在开关厂里都看到了什么,特别关心的是我周围都有些什么样的女孩子。可是父亲只记得羊肉泡馍。厂里的情况,他说,他只见到很多穿着红红绿绿的确凉衬衫的女青工,此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母亲和二姐非常失望。

到了1973年11月的样子,一车间的李和怡可能因为是结婚了,从她租住的附近含元殿村的沈荣富家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土屋搬走了。经她介绍,我就搬进了那间房间。

特别值得说的是房东沈荣富家这一家人,是我在中国33年里接触到的最有教养的农民人家。家里永远是安安静静的,从来没有人大声喊叫,更不要说吵架了。他们家院子不大,包括我一共住了13个人。沈荣富夫妇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大儿子叫沈余粮不住在家里,我没见过。正房有一张大炕,由夫妇带二女儿雪利,三女儿小利,小儿子安良和小女儿瑞利睡在那里。正房前面的东面是一排四间的小房间,大女儿雪雪和一个叫“小马”的侄儿和我各住其中的一间,余下的一间是厨房。正房的对面有一间较大的房间,住着他大侄儿夫妇和一个女儿和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

据沈荣富的侄儿、我后来认识并至今保持联系的沈忠民(小名叫七斤)说,他父亲叫沈荣智,沈荣富是他五伯父。他二伯父叫沈荣茂,1964年病故,将二个儿子托付给他五伯父沈荣富管,也就是住在院子里的大侄儿,叫沈忠义(小名叫马马)和二儿子叫六马,大名叫沈忠涛,也就是我误称的“小马”。沈忠民还对我说:“你住的北隔壁家是我四伯父,叫沈荣金,他的儿子叫沈志刚(小名叫六斤)。”而沈忠民他们家是由我住的院子分出去的,位于村子最中间。

按照沈忠民的介绍,本篇文章篇头1975年2月拍的照片中,最后一排左起是:大侄儿沈忠义(马马)的小儿子,沈忠义的二儿子沈忠涛(六马),沈荣富的二女儿雪利,沈荣富的三女儿小利。中间一排左起是:沈荣富的小儿子沈安良,沈荣富,沈荣富的老婆,沈荣富的大女儿雪雪。最前排左起是:大侄儿沈忠义(马马)的大女儿,沈荣富的小女儿沈瑞利,和当时正和我母亲一起来看望我的我大姐的二女儿海弢。

那年我27岁,先是19年在南京生活在父母和几个大姐姐的呵护之下,然后是西交大的集体宿舍生活的7年(包括在红庙坡监狱里的两年),最后是住在开关厂里的一年。这次住进沈家这间九平方米的土屋,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生活。我每每进了这件小土屋,关上两扇关不严的木板门,就感到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莫大的幸福和自由,—— 天是老大,我是老二!那里是我一生第一个100%完全属于自已的空间。记得后来写的一首诗里,就有“愿与荣华长分手,不向腐朽稍低头。且辞洋楼钻土屋,所喜心神更自由。”之类的句子。

房租是四块钱(将近我工资的10分之一),厂里不让报销,理由是,厂里向我提供了免费的住处,有水有电,有厕所和诸多的便利,但我选择住在厂外。对我来说,四块钱买到属于我的天地和自由,实在是太便宜了。樊志乾副书记的脸色非常不好看,但他除了不让报销之外,没有进一步阻挠。为此,我真还心存感激呢。

那时村子里没有水,大概一直到1975年初全村才有了第一个水笼头。用水靠的是用一个有个水箱的小架子车到不远处的西安东郊黄河棉织厂去拉,再把拉回来的水放在厨房边的一口大缸里供大家用。记得母亲带海弢来时,问三女儿小利水缸里的水是哪里拉来的。小利回答说:“是从黄河拉来的。”母亲十分不解,晚上对我说,按她的地理知识,西安并不在黄河边呀。我对母亲解释说,陕西人说话简练,不像南方人那么啰嗦,能省略的字都尽量省略掉,所以西安东郊黄河棉织厂就被省略为黄河厂再进一步省略为黄河。

我的这间九平方米的土屋只放得下三样东西: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和一个小书架。那就足够了,足够建造我的世界了。门外屋檐下放着从南京带回来的永久牌自行车。还有一个当时母亲被下放到溧阳农场时用的煤油炉,可以在屋檐下给自己做些吃的。

陕西人喜欢吃鸡蛋,但不喜欢吃鸡,认为鸡肉老,是烧不烂的。孙家湾、坑底寨等周围的村子里买到鸡蛋和活鸡都不困难。那时城镇居民吃的鸡蛋是凭证定量供应的,十分稀罕。我自从住到农村后,就可以做到家中永远有鸡蛋了。鸡蛋的价钱现在记不起来了,大概十个鸡蛋要一两块钱的样子(日记里可能有记载)。买活鸡杀了吃也不是难事。小公鸡大概是一两块钱一只,老母鸡大概是四五块一只,我成了杀鸡的高手,从烫毛到处理内脏,只要20到30分钟的样子。一般是内脏做爆炒鸡杂,其余炖汤。

我不久就发现城里炭市街那里经常能买到不要计划的海鲜,比如塘沽港来的蛤蜊和太湖来的银鱼等。据说是因为这些产地买了西安的各种工业产品。可是,当时的西安人不吃这些海鲜和鱼虾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要计划、票证或购货本,而且价格离奇的低廉。那时没有人工养殖一说,一切都是货真价实的原生态野生的。

记得1974年初,天气还很冷时,我从碳市街买回来一大盆塘沽港来的蛤蜊。蛤蜊是未经清洗的,裹着淤泥,堆放在店前的人行道上,出售时用一把大铲子(铁锹)去铲起来放在一个称上称重量。我买回来,把淤泥洗掉,放在一个搪瓷盆里让这些活的蛤蜊过夜,把壳里的脏东西洗吐出来,再不断换清水。买来的蛤蜊量太大,我一个人不可能吃完,这些蛤蜊也不可能在淡水中长期存活。我请来了三车间的几个朋友来,一则帮我洗刷,一则帮我吃。目前能记得的有贾韶平,其他两三个人想不起来了。我用酱油麻油醋葱花蒜米等调了蘸酱,我们围着那个小煤油炉,把一锅水烧开,然后把洗干净的蛤蜊放进沸水里,等蛤蜊给烫开了壳,就把蛤蜊肉取出来放在蘸酱里蘸一下吃,那美味自不必说,和当今国人吃到的人工养殖的又是激素又是抗生素又是人工饲料的海鲜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我还记得大约是1974年夏,赵素琴那时在给她儿子喂奶的时侯,到我含元殿村沈家的住处来过,也记得可能是那年的秋天,贾韶平也来过。

在红庙坡监狱时,同牢房四人中和我最要好的代号一号的狱友叫李拴龙。我们从早到晚一起学习、写诗、写歌、讲故事等等【见文末注一】。记得他教我的最为让我心动的莫过于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夜半歌声》的主题歌了。他能背下一大半、唱出一半多,但是不全。出狱后,我终于找到原词原曲【见文末注二】。到了我住进含元殿村沈家的九平方米的土屋里时,我在开关厂特别是三车间已经结交了一批厂里的男男女女的好朋友,算是诚挚的狐群狗党、纯洁的酒肉朋友。有一天,兴致所至,就把那首耿耿于怀的“夜半歌声”改写成“反夜半歌声而歌”(大概是1974年6月写的)。

反夜半歌声而歌

土屋聚集着嘉宾,夜空荡漾着欢情;

小曲娇伴着琴音,昏灯摇乱了倩影。

歌声声笑频频,花竞红叶争青;

在这短短的良宵暮春,谁不愿狂欢到天明?

我形儿似快乐的春神,心儿是隆冬的寒冰;

忘掉过去一切的不幸,且举杯尽情地痛饮。

啊,姑娘!就是你的眼,也难看穿我的生平,

就是你的心,也未理解我的曲情。

我是天上的月,你是那月边的流星;

我是池中的水,你是那点水的蜻蜓;

我是山上的树,你是那树上暂歇的夜莺。

啊,姑娘!我愿做乐天的幽灵,永醉在春夜的良辰美景;

我愿做大梦初醒的蠢人,漠视那人世的艰辛。

啊姑娘啊,天昏昏地冥冥!

喻我心境的,何只夜塘蛙鼓晨曦雀鸣?伴我心身的,是一切活蹦乱跳的生命!

这诗听起来有点自恋狂,其实其中虽有极少部分真实的影子,绝大多数句子只是借诗发挥夸张、把“夜半歌声”的原词反过来说说,过把瘾而已。我的心里是很看重我在工厂里结交的工人朋友们的。那些工人朋友和高等院校诸如西安交大、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那些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好像是青蛙和癞蛤蟆。1978年离开西安后,我一直保持着和他们的联系和来往。现在随意想来,就有贾韶平、李富贵、陈冬梅、熊少华、刘长安、张西安、金恒信、陈永先、庞玛丽、王素梅、王玉梅、白芙玲、王海燕、翟爱英、夏宝娣、赵素琴、张春凤、王拴铃、叱媛媛、郭素芳、刘景文、刘忠发、蒋素芬、赵新芳等,不一而足。还有这个含元殿村的房东沈荣富的几个儿女,多年来也是念念难忘。2018年我去西安时还专门宴请了他们一家人,计有沈安良、沈雪雪、沈雪莉、沈小莉、沈瑞莉等。当然这不是说西安交大、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没有青蛙,也不是说光明低压开关厂没有癞蛤蟆。我在西交大、南大和北大也遇到了正直和善良的好人,在开关厂也见识过坏人。只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癞蛤蟆太多太多了。

大约是1974年底或1975年初,南大数学系的沈祖和老师到西安来设法帮我调回到南京去。他的首要任务是去交大调我那份非同一般的档案。有天晚上沈祖和回南京前来到含元殿村我的小屋看望我、和我道别。他提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兴致冲冲地对我说:“看,我把你的小提琴带来了!”

这小提琴的事情原本起源于1967年底以查抄我在宿舍里的箱子和抽屉为开始,续以大小批斗会、游街、隔离等等,直至1969年春节前夕把我关进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用当时的语言说得生动一点,那就是我被“打翻在地、”又被“踏上了千万只脚”、“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1970年夏同班同学们都从交大毕业了,被分到了全国各地。1971年4月,我被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释放送回交大,在交大的一个造砖厂劳动。当年我所属的无线电系那时已改名为“自控大队。”系里给了我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一些我当年被抄走的和留在宿舍里的东西,算是物归其主了。可是,上大学时父母给我买的大牛皮箱子呢?还有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呢?

我向系里提出了小提琴的事。系里说,他们可以试试看,看看能否把那把小提琴追回来。不久后的一天,当时也在造砖厂劳动的鲍家元老师高兴地对我说:“小提琴给你找回来了,你到系里去取吧!”我到系里拿到提琴盒子打开一看,琴已是三道花儿开了。因为陕西太干燥,又多年没人照顾,琴把和音箱已分离,其它零部件也均散落在琴盒里。显然这把小提琴已经彻底地面目全非了。我后来不知是听谁说的,琴是从当时在宝鸡工作的同班同学罗大江那里要回来的。想来系里还是花了一番功夫才能为我这个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反动学生追回这把提琴来的。我本应该好好感谢他们。可我当时还是太年轻,吃了那么多亏,仍然本性不改。我毅然决然地说:“琴成了这个样子,我绝对不能接受!”就这样,这把小提琴就被搁置在系办公室里了。

到了1974/75冬季,沈祖和老师把被我拒绝接受的三道花儿开的提琴送到我在含元殿村的住处时,我真是啼笑皆非。我本是借题宣泄我心中积郁的愤懑,想给交大出个难题。没想到他们趁沈祖和老师不了解情况把这一案给了结了。回想起来,我给系里的好人出难题,只能说明我的幼稚。沈祖和老师的无知也算给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添加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见文末注三】

1975年2月初,我回宁过春节,不料父母因对他们为我安排的女友的母亲不满,决意让我和女友断绝来往,并让我第二天就返回了西安。为了不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母亲带着当时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大姐的二女儿海弢不几天后,一起来到了西安。她们来后,雪雪就把她住的那间房间让出来给母亲和海弢住了。

海弢当时6岁多,她生在北大校园,后来被我父母接到南京,她一辈子没接触到过猪圈鸡窝之类的东西。一住进沈家的院子,她立刻就爱上了猪圈鸡窝,西安的一切名胜古迹公园,她一概不感兴趣。她特别喜欢去捉鸡。我给她拍过一张她站在肮脏的猪圈里抱着一只母鸡的相片,算是铁证。海弢喜欢吃王磨子做的玉米面发糕,金黄黄的,松软软的,还放了糖精。海弢误以为就是她在北京南京吃的鸡蛋糕。我们将计就计,她要太调皮不听话,我们就不让他吃,只有在她顺从我们时才奖励她,给她吃玉米面发糕。

母亲住在沈家的最大挑战是上厕所。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每每上厕所,猪就要来凑热闹。不得已,母亲得手持一根棍子,一边如厕一边驱赶猪。父亲对母亲说,去西安一定要吃一次羊肉泡馍。我遵命带母亲和海弢去老孙家。尚未走进餐馆,母亲就对我说,餐馆里冒出来的膻味已经让她受不了了,我们只好放弃。1975年2月妈妈和海弢来西安时,我应该仍在厂技术组。我带母亲参观过开关厂,三车间的工人如张春凤等也来含元殿村沈家看望过我们。

妈妈和海弢大约在2月11日春节前夕就离西安回南京了。有可能是因为2月16日二姐在南京生了她女儿春春。

到了1975年夏,父亲一方面给我安排了给南京大学数学系翻译日文有关情报检索的资料,一方面在暑假时派遣在北京的大姐12岁的大女儿海弘到西安来陪伴我。海弘1963年出生后,正好秋天我去北大附中借读了一个学期。后来大姐因在上海从事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项目、大姐夫去法国留学,海弘就一直寄养在南京我们家。她是家里第一个第三代,万般宠爱集于一身。1972年我出狱后第一次去北京,又带她去登了泰山。她和我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舅舅和外甥女。

8月份海弘来到西安,我和她就一起住在了技术组的晒图室。晒图室里原本有一张单人床【见文末注四】,我又用厂里的包装木箱搭了一张床。她和我住在晒图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带她去看过我在含元殿村沈家租的那间小土屋。

我带海弘玩了兴庆公园和大雁塔等处;还带海弘一起去沣河玩了一天,游泳照相。为此我还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题为“与海弘游沣河”:舅舅弘弘,来游泳泳;河在西郊,名叫沣沣;清水淼淼,绿树葱葱。海弘从小到大,我们两出去玩,总是玩得非常高兴。平时她和我呆在厂里,我们在一起也过得非常开心。我们从锅炉房的大平台爬到三车间的房顶上,还照了不少相片。成天专门给我脸色看的樊志乾副书记,见到这个北京来的小女孩,觉得非常可爱,对海弘十分亲切友善。可是海弘小小年纪,就看出来这个人对她的舅舅不好,非常地惧怕他。每次厂里下班后开会,我就偷偷跑出来陪她玩,她就懂事地对我说:“舅舅,你回去开会吧!”海弘在8月底秋季学期开学前就回北京了。

1976年元月31日春节之前,我回南京探亲。印象最深的是,南京的政治气氛,反江青和违抗中央命令已经基本上是半公开的了。我遇到我小学和初中同班同学好友张远程,他对我说,“孝布我是非戴不可的!”那时,中央已是三令五申,不让老百姓戴黑色的孝布去纪念那位刚刚于元月8日去世的人。

到1976年3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3月下旬离开北京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已经非常凝重。长安街上,一辆一辆的卡车,载着悼念的花圈往革命纪念碑运送着。离开北京后,我没有直接回西安,在路上蹉跎了几个地方,回到开关厂上班时,比预先请假的日子迟了几天。那时,北京的4.5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厂里人见我没有如期返回上班,就有谣言说我一定是在北京给抓起来了。

那以后,我就搬入了含元殿村村子靠后面的贾荣智家两间房子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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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在中国的一场噩梦》中对李拴龙和狱中生活有详尽的描述。亚马逊网站有该书出售。

【注二】夜半歌声: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狌;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在这漫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我形儿似鬼似的狰狞,心儿似铁似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与那封建的魔王抗争。啊姑娘,只有你的眼,能看破我的平生,只有你的心,能理解我的衷情。你是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你是山上的树,我是那树上的枯藤;你是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萍。不,姑娘,我愿意永做坟墓里的人,埋掉世上的浮名;我愿意学那刑余的使臣,尽写人间的不平。啊姑娘啊,天昏昏地冥冥!用什么来表我的愤怒,唯有那江涛奔腾;用什么来慰你的寂寞,唯有这夜半歌声。

【注三】见我2017年7月写了一篇题为“一把小提琴的故事”的文章。该文于2022年3月2日在文学城网上发表,见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203/697.html和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533307.html,后来我把此文收进了一本名为《文话大革命的回音》的小集子里,其中文版和英文版均在亚马逊网上出售。国内的读者有感兴趣而无法上文学城网站和亚马逊网站者,请告,我可直接发给你该文的PDF文档。

【注四】后来新来的医务室的赵新芳小大夫在那间房间住过。记忆中,海弘来时,原技术组组长任恩生已经调走了(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