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上世纪90年代初赴美留学的华人，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办公室就在世贸中心北塔二十六层。那两年里，我每天进出那座大厦。早晨穿过宽阔的大厅，乘电梯上升，透过玻璃窗俯瞰纽约港与曼哈顿的天际线。傍晚走出大楼，汇入下班的人流。双子塔对我而言，不只是办公地点，更是青春岁月的见证。后来我离开那份工作、离开纽约，但心中始终对世贸大厦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曾是我在美国立足的起点，也是我对这座城市最初、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2001年9月11日，那个晴朗的星期二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忽然，楼道里从咖啡机那里传来了嘈杂声，“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纷纷离开办公桌，向休息室的电视跑去，电视里传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一架飞机径直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北塔，浓烟滚滚升起。起初许多人还以为是可怕的意外。几分钟后，第二架飞机以更为精准、更为残忍的角度撞击南塔。火焰从高楼中段喷涌而出，玻璃碎片与燃烧的残骸如雨般坠落。随后，两座曾经象征美国繁荣与自信的双子塔，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先后轰然倒塌。滚滚尘埃吞没了曼哈顿下城，无数生命在瞬间被埋葬。

那一刻，和工作团队的同事们一起挤在电视机前，我手脚冰凉。我熟悉那座大楼的每一个出入口、每一部电梯、二十六层窗外的景色。看着它在烈焰与浓烟中坍塌，我感到一种近乎切身的剧痛。这不仅是对一座城市的袭击，更是对文明秩序、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野蛮否定。

反应过来以后，我赶紧打电话联系一位仍在那家公司工作的好朋友。得知他那天因为孩子生病，要带孩子去看医生，所以没有去办公室，在冥冥之中逃过一劫。可是，那天在世贸大楼办公室的其他同事，全部遇难。消息传来时，我与朋友都久久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朋友去了孩子的幼儿园，那里聚集着许多等待父母来接回家的孩子。他们有的安静地坐着，有的东张西望，可是很多孩子再也等不到在世贸大厦上班的爸爸妈妈了。幼儿园的老师知道世贸大楼的噩耗，也知道很多小朋友的父母都在世贸大厦上班。她们含着泪，面对在焦急等待父母的孩子们，却不知道如何对小朋友开口。朋友也见到了他同事的孩子。那孩子一眼认出他，大声喊道：“叔叔，我妈妈呢？”平时他们常常一起下班，结伴去幼儿园接孩子。朋友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孩子的爸爸是名消防员，正奋战在救死扶伤的最前线。朋友流着泪，默默把孩子带回自己家，让他安心等待爸爸回来。后来传来的消息是：爸爸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受了重伤。

听着纽约朋友的述说，那一晚的纽约幼儿园，成了我记忆中最沉重的画面之一。孩子们的等待，父母的缺席，消防员在废墟中拼命搜救的身影，这些细节比任何新闻报道都更真实地告诉我，恐怖主义夺走的不只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一段段本该延续的日常生活。

9/11事件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但没有击垮美国，而是改变了美国。机场安检从此变得漫长而严格，国土安全部成立，爱国者法案通过，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氛围都发生了深刻转折。人们失去了某种曾经理所当然的安全感。街头多了警戒与警惕，新闻里反复出现“恐怖主义”的字眼，一代美国人在恐惧与愤怒中重新认识世界。对于像我这样的移民与留学生而言，那种“美国是安全避风港”的感觉被彻底打破。我们开始更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与繁荣并非理所当然，它们需要被守护。

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的破坏，在那一天被血淋淋地展示出来。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极端势力，把宗教扭曲为仇恨的工具，把无辜平民当作杀戮的对象。他们所发动的袭击，不仅夺去了近三千条生命，也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长久的恐惧、对立与动荡。这种以恐怖手段追求政治或宗教目标的行径，无论披着何种外衣，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挑衅。它不应被美化，不应被相对化，更不应被纵容。

世界必须对这类国际恐怖活动保持清醒与坚决。对那些积极策划、资助、实施跨国恐怖袭击的极端组织与个人，国际社会应当在法律、金融、情报与军事层面予以持续、有力的制裁与遏制。和平从来不是靠退让换来的，而是靠对暴力与仇恨的明确拒绝。只有当恐怖主义失去生存空间，普通人才能真正安稳地生活、工作、养育下一代。

二十五年过去了。双子塔的遗址上已矗立起新的建筑与纪念碑，但那一天的画面——飞机撞击的瞬间、大楼倒塌的尘埃、幼儿园里等待父母的孩子、朋友含泪把同事的孩子带回家的身影——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作为一名在90年代踏上这片土地的华人，我既哀悼逝去的生命，也珍惜这个国家在创伤后所展现的韧性。与此同时，我更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对恐怖主义的纵容，最终会反噬所有热爱和平的人。只有共同抵制极端主义与恐怖活动，世界才能多一分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