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星期，因为研究虚拟货币，我开始认真研究孙宇晨。
过去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我知道他聪明，但总觉得这个人过于精明、自私甚至冷酷。可是随着了解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开始接触他年轻时形成的一些思想以后，我发现自己过去对他的认识可能过于简单了。我并不想评价孙宇晨后来所有的商业行为，更不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可以证明他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具体的商业争议暂时放在一边，只研究这个年轻人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不得不承认：他极其优秀。真正让我惊讶的不是他后来赚了多少钱，而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把很多人生发展的基本原则想得相当清楚：
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做从未来看正确的事情；在判断方向正确之后敢于 All in；不迷信稳定；投资自己；终身学习；拥抱不确定性。
这些观点，我几乎全部赞同。更有意思的是，读他的这些观点时，我不断发现：这些事情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做过。区别在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把它们总结成了一套可以表达出来的方法，而我年轻的时候更多依靠直觉做出了选择。几十年以后回头看，我才逐渐理解为什么当年的一些选择是正确的。当然，我所谓的“直觉”也并非凭空而来。它的背后，是大量阅读形成的知识基础。
一、学习成绩从来不是我的优势
如果只看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的成绩，我从来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事实上，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进入过班级前20名。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数学和语文两门课加在一起只有67.5分，而满分是200分。我过去甚至常常想：中国大概很少有像我这样的大学生。
我唯一一次真正进入班级前十，是高考。18岁那年，我第一次非常认真地主动设计自己的学习方法。高三最后一个学期，我不是简单地“更加努力”，而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考试方法，结果，我的高考成绩从以前的班级第27名一路上升到高考的第9名。从小学到大学，这是我唯一一次进入班级前十，而高考也成为我在中国所有正式考试中成绩最好的一次。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从27名变成第9名，而是我第一次发现：一个人不一定要按照别人提供的方法竞争，他可以研究规则、研究自己，然后设计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动选择”。
二、知识的代沟：学校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世界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但我的阅读环境却非常特殊。在毛泽东时代，我家里就已经能够看到外国科技期刊。当时化工部曾经特批给我父亲一份国外医学期刊。从1978年开始，我家里又有了美国的《National Geographic》。
到了初中，更准确是小学5年级，我已经开始大量阅读当时一般学生很难接触到的内部刊物以及一些受到限制的书籍。因此，我的知识从来不主要来自学校。
进入大学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我读遍了当时学校图书馆中大量社会科学类书籍，尤其是历史、政治、心理学和哲学。真正花在专业课程上的精力，可能不到我全部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所以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些同学认为他的专业课成绩比我好，因此知识水平自然比我高。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衡量的根本不是同一种知识。他掌握的是学校要求学习的知识，而我感兴趣的是学校之外那个更大的世界。现在回头看，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对社会的理解可能已经比许多同龄人提前了相当长一段距离。这是我与国内同龄人之间形成的第一条代沟：知识的代沟。
三、信息的代沟：主动选择自己接收什么信息
1992年，我去了珠海。从那以后直到2001年离开中国，我基本不再看大陆电视，而主要通过香港电视节目了解外面的世界。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不同的信息来源意味着什么。今天一个年轻人在北京、伦敦、纽约或者香港，原则上可以在同一天看到世界上大致相同的信息。但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本身就是一道巨大的墙。
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人，如果长期接收完全不同的信息，他们几年以后对世界的理解就可能完全不同。后来我自己创业，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出门。除了电视以外，我仍然大量阅读，包括许多当时并不容易获得的禁书。知识决定一个人能够思考什么，而信息决定一个人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又使我和许多同龄人之间形成了第二条代沟：信息的代沟。
四、认知的代沟：来到英国以后，我学到的不只是知识
2001年，我来到英国。如果说以前大量阅读给了我知识，香港的信息环境打开了我的视野，那么来到英国以后，我获得的则是另外一种东西：方法。
我开始真正接触另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和体系建立方式。这与简单地知道更多事实完全不同。知识告诉你“有什么”，方法告诉你“怎么做”，而体系则告诉你怎样把许多彼此分散的知识和方法组织起来，形成可以重复使用的能力。这也是后来我做工程、做设计、做研究，乃至形成自己一些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基础。于是第三条代沟形成了：认知和方法的代沟。
五、价值观的代沟：25年生活在另一种社会体系中
从2001年到现在，我已经在英国生活了25年。25年不是一次旅行，也不是几年留学，而是人生中相当长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另外一种社会制度、法律体系、职业环境和文化中长期生活以后，改变的不再只是知识和方法，而会逐渐深入到价值判断本身。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价值观的差距。知识的差距，信息的差距或能力的差距是多和少的差距，而价值观的差距可能是是有和没有，正和负的差距。
?所以，我与许多国内同龄人之间实际上可能不是通常所说的“三条代沟”，而是四条：知识的代沟、信息的代沟、认知的代沟，以及价值观的代沟。它们不是一天产生的，而是在几十年中逐层叠加起来的。
六、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之一：离开“稳定”
孙宇晨说他不愿意追求传统意义上的稳定，这一点让我很有共鸣。我毕业以后进入一家建筑公司。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份相当“正常”的工作。但是我后来成为那家公司第一个主动辞职的大学生。 半年以后，陆续又有几个大学生效仿我离开。我当时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我已经在社会底层了，还有什么可失去的？我甚至想过，我宁可去卖水果，也不愿意因为所谓“国家干部”的身份，把自己的一生固定在那里。后来我向父母借了800元钱，去了广东。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因为我后来逐渐明白：先追求独立，再追求自由。没有独立，自由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所谓稳定，也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幻觉。这些年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更没有真正的不劳而获。一个人最大的稳定，不应该来自某一个单位保证永远给你工作，而应该来自这样一种能力：即使今天拥有的一切突然消失，明天仍然有能力重新开始。因此，与其说“稳定是最大的不稳定”，不如更准确地说：对稳定的依赖，才是最大的不稳定。
七、All in，但首先必须判断什么值得 All in
孙宇晨讲 All in，我也非常有共鸣。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英文表达，但实际上做过同样的事情。我要出国的时候，中国还很贫穷，也没有今天这样的互联网和国际化环境。但当我认定出国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以后，我几乎100% All in。
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 All in。真正困难的是前面的判断：什么事情值得 All in？如果方向错误，投入越多，损失越大。所以真正的战略不是勇敢，而是：先判断什么是从未来看正确的事情，然后集中自己的有限资源去做。这是我现在特别认同孙宇晨的一点。人生的资源永远有限：时间有限，金钱有限，注意力有限，年轻的时间尤其有限。如果把这些资源平均分配给十件事情，看起来很安全，实际上可能一件事情都做不成。人生真正重要的机会也许并没有那么多。看准以后敢不敢下注，是另外一种能力。
八、不在规则中内卷，而是寻找规则之外的机会
我现在认为，孙宇晨真正厉害的地方之一，是他很早就理解了一个问题：不要只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中与同龄人竞争。绝大多数年轻人接受的教育都是：进入一个规则，然后努力超过旁边的人。考试比别人高十分；找工作进入更大的公司；在同一个晋升体系里比别人早升一级。这当然没有错。但这是一种规则之内的竞争。另外一种人会首先问：
- 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场比赛？
- 有没有另外一条路？
- 有没有别人还没有看到的机会？
- 规则是谁制定的？
- 规则之间有没有尚未被充分利用的空间？
九、投资自己，可能是普通人回报最高的长期投资
这一点我与孙宇晨几乎完全一致。房子会折旧，企业会倒闭，行业会消失，货币会贬值，技术会淘汰。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提高了自己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专业能力和重新开始的能力，这些东西可以跟随他很长时间。我这一生不断读书、学习新的专业知识、进入不同环境，实际上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投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终身学习并不是一句口号。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机制。
十、我与孙宇晨最大的不同
研究孙宇晨以后，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做对了很多事情，但是很多事情我是凭直觉做的。当然，我的直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建立在大量阅读、广泛信息和长期思考之上。孙宇晨让我真正佩服的地方，是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他不只是行动，而且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行动。这比单纯做对一件事情更加困难。我比他早出生二十多年，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他成长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因此，没有必要比较谁更厉害。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多年、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最后会形成一些非常相似的人生判断？也许答案就在于：我们都不太愿意接受别人预先设计好的人生。
十一、从家庭时代到个人时代
孙宇晨提出的另一个观点也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的父辈生活在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社会。我们这一代进入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工业社会，个人越来越依附于单位和大型组织。而互联网出现以后，社会正在进一步向以个人为单位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降低了个人获得信息、知识、客户、资本和社会关系的成本。今天再加上人工智能，这个变化可能会更加剧烈。过去一个人必须依赖一个大型组织才能完成的事情，未来一个人加上一套数字工具、人工智能和全球专业网络，就可能完成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于是个人本身越来越像一个微型企业：个人知识 + 专业能力 + AI + 全球信息 + 专业网络 + 资本 = Individual Enterprise。这可能是今天年轻人真正面对的新时代。因此，上一代人成功的方法未必能够直接复制给下一代。
十二、我真正想告诉儿子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想把孙宇晨的书推荐给我的儿子。并不是希望他成为孙宇晨，更不是希望他复制我的人生。他的起点已经与我当年完全不同。他接受的教育、能够获得的信息、所处的国家和时代，也都完全不同。他甚至可能找到比孙宇晨、比我更加疯狂却又更加正向的人生道路。最近我越来越觉得，研究一个成功者，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复制他最后做的那件事。真正应该研究的是：在别人还没有看到机会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看到？如果把这个问题拆开，我认为一个人的重大选择往往存在这样一条链条：知识 → 信息 → 认知与方法 → 价值判断 → 选择 → All in
前面的任何一环出现巨大差异，最后的人生轨迹都可能完全不同。
毛泽东给我的一个启发，最近重新思考毛泽东早年的经历，我突然发现，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今天人们回头看毛泽东，看到的是一个后来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人。但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18年，他只是一个从湖南来到北京的年轻人。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他的学历，而是他到了什么地方、接触了什么人、获得了什么信息，以及这些东西后来怎样改变了他的认知。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今天看起来， “图书馆助理” 似乎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位。但如果把它放回1918年的中国，这个位置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北京是当时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激烈碰撞的中心之一；北京大学又处在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五四运动所形成的思想网络中心。在那里，他接触到的已经不只是湖南一个地方正在发生什么，而是：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在那里接触到了李大钊以及当时最活跃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新思想。后来毛泽东自己回忆，在李大钊领导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期间，他迅速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所以今天再看，我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毛泽东曾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 甚至严格说，他只是图书馆助理。真正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放到了当时中国知识、信息和思想高度集中的一个节点上。
这件事情对我的启发很大。一个人的起点可能并不高，但是如果他能够进入一个知识密度、信息密度和人才密度远远高于原来环境的地方，他的认知速度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知识。大量阅读使一个人能够超越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
然后是信息。他开始知道自己的家乡之外发生什么，中国发生什么，世界又发生什么。再往后才是认知和方法。同样的信息放在不同人的面前，并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能不能从大量彼此分散的信息中发现关系、形成解释世界的方法。
最后是价值判断。
- 一个人必须回答：
- 我相信什么？
- 我想要什么？
- 什么事情值得我付出一生？
- 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
- 不要把学校成绩误认为全部知识，也不要把学历误认为全部能力。
- 尽可能把自己放到知识、信息和优秀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
- 不要因为别人都在参加一场比赛，就认为自己也必须参加。
- 不要急着 All in；首先建立足够的知识、信息、认知和价值判断，然后决定什么事情值得 All in。
- 不要把安全感寄托在一个组织身上，而要建立即使失去现有位置也能够重新开始的能力。
- 投资自己。
- 终身学习。
- 先获得独立，然后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
十三、商业策略
我过去做生意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与人竞争。
这里的“不竞争”并不是逃避竞争，而是尽量不进入一个所有人使用同样方法、争夺同样资源的市场。过去我主要有两个办法。
第一，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如果一件事情具有足够高的技术门槛，而我恰好具备解决它的能力，那么真正能够与我竞争的人自然就少了。
第二，做别人嫌麻烦、不愿意做的事情。很多工作未必技术上做不了，但是太复杂、太琐碎、投入时间太多，或者利润与麻烦不成比例，因此大公司或者其他人不愿意做。这反而可能成为小公司的机会。我过去一直认为，这两条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当有效的商业策略：
别人做不了的，我做；别人能做但嫌麻烦不愿意做的，我也做。这样就没有必要在成熟市场里通过价格、规模或者人际关系与别人正面竞争。但是最近研究孙宇晨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这两条虽然有效，却仍然带有非常明显的工业社会思维。它们解决的仍然是一个已经存在的需求。这仍然是以家庭、企业和大型组织为主要经济单位的工业社会中非常典型的竞争思维。互联网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正在出现的时代，还应该增加第三条：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
这与前两条有本质区别。
- “别人做不了”，竞争的是能力差。
- “别人不愿意做”，竞争的是执行差。
- 而“别人想不到”，竞争的是认知差。
这也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读书？如果读书只是为了记住别人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一个人读得再多，本质上仍然是在复制已有知识。学校教育尤其容易造成这种错觉：读书是为了知道标准答案，然后在考试中比别人更加准确地写出这个答案。但我越来越认为，真正高级的阅读不是为了记住答案，而是为了扩大一个人的认知边界。
- 读历史，是为了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像表面上那么新。
- 读哲学，是为了知道一个问题还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
- 读心理学，是为了理解人的行为背后可能存在什么机制。
- 读政治、经济、科技，是为了理解规则为什么形成、利益如何分配、技术又怎样改变原来的规则。
因此，研究孙宇晨以后，我对“竞争”又有了新的理解。
- 最低层次的竞争，是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中比别人更加努力。
- 更高一层，是寻找别人做不了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
- 再高一层，是发现规则之间尚未被充分利用的空间。
- 而最高的一层，也许根本不是竞争：
如果真的找到了答案，你暂时就没有竞争对手。这也让我更加理解自己过去几十年的一些选择。我过去所谓的“不与人竞争”，主要还是在寻找竞争比较少的地方。而今天，我会给它增加一个新的目标：不要只寻找别人没有占据的位置，更要尝试发现别人还没有看见的位置。这也许才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个人能够拥有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
这些不是成功技巧，而是发展战略
所以，我现在再看孙宇晨，关注的已经不是他赚了多少钱，也不是围绕他的各种赞扬或者争议。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他的发展战略：主动选择、投资自己、终身学习、拥抱不确定性、寻找新的赛道、在判断正确以后 All in——这些不是简单的赚钱技巧。
它们实际上回答的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没有权力制定社会的大规则时，他怎样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为自己创造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
我用了几十年，通过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理解这些道理。孙宇晨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他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把其中许多东西想明白，而且说了出来。回顾自己的一生，我越来越觉得，真正决定一个人最终走到哪里的，未必是他在20岁时已经拥有了什么，而是他是否能够不断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也不断重新认识自己。
- 知识改变了我的起点。
- 信息改变了我的视野。
- 方法改变了我的能力。
- 不同社会中的长期生活改变了我的价值判断。
十四、我的人生战术：不要追求单项第一，而要追求系统最优
如果说前面这些是我的人生战略，那么几十年来，我实际上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战术。战略回答的是：我要到哪里去？什么事情值得做？ 战术回答的则是：在时间、能力、金钱和精力都有限的情况下，我怎样才能做到？
我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运筹学、系统工程或者优化理论，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很早就在本能地做同一件事情：不追求每一个局部最好，而追求整个系统的结果最好。 这也是我后来形成“劣势转换”（Disadvantage Transformation）和“时空分布”（Time Space Deployment）两种方法的思想基础。
14. 1．劣势不一定需要消灭，可以重新配置
我小时候受到 ADHD 的严重影响。它给我带来了非常明显的缺点。直到现在快60岁了，我仍然很难长时间听别人讲话，不喜欢死记硬背，语言学习尤其困难。但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非常适合阅读、分析、质疑和归纳。我读书的时候几乎不背东西。我必须首先把一个概念真正理解。一旦理解以后，我甚至可以把具体内容忘掉，因为下一次遇到问题时，我可以重新把它推导出来，就是说我补偿性地发展除了极强的自学能能力和推理能力。
所以后来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人的缺点不一定需要被消灭。有时候更好的办法，是改变环境、任务或者资源配置，让原来的缺点失去重要性，同时把与它相伴的另一种特征放大。这就是我所谓的 Disadvantage Transformation。我甚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判断：除了死亡和某些无法补偿的严重障碍之外，很多人生中的劣势都有可能通过改变条件、方法和资源配置，被转换成另一种优势。
14. 2．时空分布：不要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与劣势转换相对应的，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另一个方法：Time Space Deployment——时空分布。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其价值可能完全不同。2020年疫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整个招聘市场几乎冻结，我和太太都失去了工作。从传统角度看，这是一个危机。但换一个角度，我们已经没有稳定工作需要放弃；英国基本社会保障又能够暂时覆盖最低生活需要；与此同时，大量正常商业活动被迫暂停。那么，这反而可能是创业成本最低的窗口。于是危机变成了机会。
不是危机本身变好了，而是我改变了时间上的资源配置。同样，我经营自己的公司以后，并不是每天都有大量项目。传统思维可能把没有项目的时间看成“没有工作”。我却把这些空闲时间用来写论文。项目少的时候，我没有浪费时间等待项目，而是把暂时没有经济产出的时间转换成专业知识和行业影响力。等新的项目出现以后，这些论文建立起来的专业声誉又反过来帮助我的业务。所以我越来越相信：资源不足并不一定是最大的问题，资源放错时间和位置才是。
14. 3．不要做一个5%的专家，要寻找几个20%的交叉点
我过去还接触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已经不记得最早是谁提出的：一个人在一个领域进入前5%，已经非常成功。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进入一个专业的前5%非常困难；相比之下，在两个不同但互补的领域分别进入前20%，可能容易得多。如果简单地把两个能力看成相对独立，那么：20% × 20% = 4%。 如果拥有三个彼此互补的前20%能力：20% × 20% × 20% = 0.8%。
当然，这并不是严格的统计学计算。不同能力之间也绝不真正独立，因此不能说拥有三个“前20%”能力的人，在统计意义上就一定属于全行业前0.8%。但是作为一种人生战术，这个模型非常有启发性。它告诉我的不是如何计算排名，而是：不要把一生所有资源都投入到一条能力轴上。几个互补能力的交叉点，可能比一个单项极强的能力更加稀缺。这恰恰符合我自己的职业经历。我的本专业是机械工程。但是进入电梯行业以后，我并没有把自己限制为机械工程师。我学习电气、控制、产品开发、现代化改造、建筑接口、交通分析、选型配置以及整个 VT system design。假设我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世界第一，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有多少人能够同时理解这些东西，并且把它们组合起来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一个人可能是世界顶尖的交通分析专家，但是他的职业生涯主要集中在这一条轴线上。另一个人可能每一项都不是世界第一，但如果他同时理解机械、电气、控制、交通分析、产品、施工、建筑接口和实际项目，他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可能完全不同。因此，我越来越不追求：“我要成为某一个单项的世界第一。” 我更感兴趣的是：“我要建立一个别人很难复制的能力组合。”刘邦文不如张良，才不如萧何，武不如韩信，但为啥他当皇帝，因为他有很多20％，一乘起来，他就是当皇帝的最稀缺人选，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当皇帝的只能是他了。
14. 4．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真正的竞争是整个系统
中国有句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如果把人生看成一场竞争，我并不一定需要成为“天下武功第一”。假设我的武功只是天下第二，但我还有一流的谋略，那么我面对武功第一的人时，就没有必要按照他的规则，与他正面比武。 我可以改变竞争方式。同样，如果对方的谋略比我强，我也不一定非要单独与他斗智。我可以组织几个擅长谋略的人共同研究问题；或者干脆改变问题，使竞争回到我具有优势的维度。这里的“武力消灭” 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它真正表达的是：永远不要在对手最强、自己最弱的维度上证明自己。这与田忌赛马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你不需要每一匹马都比对方快。你需要的是：整个比赛赢。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认为：评价一个复杂系统，不能简单地把每一项能力相加。很多时候，更接近现实的模型其实是乘法。
14. 5．为什么我认为人生更像乘法，而不是加法
前不久我买旅行箱。航空公司对托运行李有一个常见尺寸限制：长、宽、高三边之和不超过158厘米。我当时想的问题不是：哪个箱子最长？而是：在长 + 宽 + 高总数固定的情况下，什么形状的箱子体积最大？后来我用数学核对，结果非常是：当三个边长相等时，乘积最大。也就是说，在A + B + C = 158的条件下，A × B × C， 在 A = B = C 时达到最大值。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却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很多问题。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习惯使用加法。学历多少分，职位多少分，收入多少分，家庭多少分，健康多少分，然后全部加起来。但现实人生可能更接近乘法。比如：事业 × 家庭 × 生活
但是这个模型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体表现，往往不是由最长的那块板决定，而会被特别短的那一维严重拖累。所以，一个人不一定因为官最大、钱最多或者某项专业能力世界第一，就意味着整个人生系统也是最优的。系统优化最重要的工作，往往不是继续增加最长的那条边，而是避免出现一条短得离谱的边。
14. 6．我18岁时第一次真正使用 “系统优化” ：高考
现在回过头看，我第一次系统地运用这种思维，其实是在18岁准备高考的时候。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什么叫系统工程。但我已经开始问一个与其他同学不同的问题：别人问的是：怎样把每门课学得更好？我问的是：在剩下的时间固定的情况下，怎样让高考总成绩最大？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第一，不追求单科极限，而追求各科相对均衡
我当时发现，高考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某一科特别高，而是每门课都达到相近的得分百分比。比如数学满分120分，如果能够考90分，就是75%。如果其他课程也大致保持在这个水平，总成绩通常不会太差。反过来，如果一门课特别高、一门课特别低，风险就会迅速增加。因为：从90提高到95，可能与从65提高到85花费同样多的精力，但后者给总成绩增加20分，前者只有5分。所以我不挑战极限。我首先补最短的那条边。这实际上就是我后来才理解的边际收益和系统优化。
第二，概念优先于题海
高考要求在几个小时内检验几年所学。那么真正能够被考试大规模检验的是什么？ 我当时的判断是：首先是基本概念。所以我的主要方法不是不断做难题，而是反复读课本。我认为教材是很多教育专家反复编写出来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完整，而且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最基本的概念。只要基本概念真正理解，我认为大部分基础分数自然就能够得到。所以最后一个学期，我反而尽量避免把大量时间耗费在特别复杂的大题上。
第三，物理不要变成“物理数学”
我当时尤其注意物理。很多学生把物理变成了数学：记公式，然后套公式。我的办法却是反过来。我会像读小说一样读物理课本。一个公式为什么这样写？单位为什么是这个单位？这个公式从哪里推导出来？如果把一个条件改变，会发生什么？我需要理解的是公式背后的东西，而不是公式本身。这与我后来从事工程工作的思维方式其实完全一样。当年我物理考了75分，而当年山东省高考物理的平均分是36分。在物理这一单科上我淘汰了很多竞争者。
第四，语文用“小学生成语字典”
这可能是我当时最典型的“歪招”。语文很难系统准备，因为考试范围几乎无限。那么怎样用最少的时间提高成绩？我的办法之一竟然是：把小学生成语字典当小说读。比如“罄竹难书”，我不仅看它是什么意思，还看“罄”为什么这样写。与此同时，当标准化试题出现以后，我把同一本练习书反复做三四遍，而不是不断换新书。结果我高考语文考了85分，而此前我的语文考试几乎从来没有达到60分及格线。今天回头看，这就是我后来所说的：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别人都在寻找更难、更高级的复习材料，我却去读一本小学生成语字典。我不关心这个办法看起来高级不高级。我只问：它有没有用？
第五，不要让别人的目标消耗自己的资源
我当时还意识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班主任当然希望更多的学生考上大学，但老师本人也有自己的目标。如果班主任教某一门课，他自然也希望自己这门课的平均成绩更好。于是这门课程可能获得过多的课堂时间和学生注意力。但是学生自己的目标并不是让班主任的单科成绩最好。学生的目标是：让自己的高考总成绩最大。这两个目标大部分时候一致，却不完全一致。所以最后一个学期，我开始非常注意：不要让别人的局部目标，占用实现自己整体目标所需要的资源。这可能是我18岁时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局部最优与整体最优并不是一回事。
14. 7．休息也是资源配置的一部分
我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绝不“头悬梁、锥刺股”。我会观察自己的睡眠和疲劳规律。一旦中午或者下午明显有睡意，我宁愿马上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也不会强迫自己继续学习。因为我发现，疲劳状态下坐在那里两个小时，并不等于真正学习了两个小时。所以：时间本身不是资源，有效时间才是资源。这一点后来一直影响我的工作。我并不特别在意自己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多少小时。
我关心的是：这几个小时产生了什么结果？这里我现在会修正年轻时的一个解释。我当时曾经把自己的睡眠经验理解成大约“两小时一个睡眠周期”，并认为抓住某个“睡眠波”后短睡可以等同于很长时间的睡眠。今天看来，这不应该被当成普遍的生理规律。但当年真正有效的战术并不依赖这个解释：困的时候及时休息，而不是用意志力制造低效率。
14.8．我的战术核心：不是把优势做到无限大，而是重新配置整个系统
现在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我发现它们其实服从同一个原则。
- 劣势转换解决的是：怎样改变条件，让原来的弱点不再决定结果？
- 时空分布解决的是：怎样把有限资源放到最有价值的时间和位置？
- **20% × 20% × 20%**解决的是：怎样通过能力组合，而不是单项极限，形成稀缺性？
- 乘法模型解决的是：怎样避免一个严重短板摧毁整个系统？
- 田忌赛马解决的是：怎样不在对方最强的维度上竞争？
几十年以后我才发现，那可能并不仅仅是一套“高考技巧”。它实际上是我后来整个人生战术的雏形：不要用更多资源解决问题。先改变问题的结构，再重新配置已有资源。不要追求每一个局部最好，而要让整个系统达到最优。
十五、结束语：我不与别人做加法，我与自己的人生做乘法
写这篇文章，首先不是为了蹭孙宇晨的热度，更不敢把自己与他相比。我们出生在完全不同的年代，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和世界。他拥有我年轻时无法想象的互联网、资本和全球化条件；而我走过的道路，也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历史环境。因此，把两个人简单放在一起比较谁更成功，本身就没有多少意义。
我真正开始思考写这篇文章，其实源于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一位大学同学在与我交往时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轻慢。在大学时代，他的学习成绩比我好；后来进入国企，职位和工资也比我高。在他的评价体系里，这些东西大概足以证明他比我成功。 但我从来不这样评价一个人。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我们习惯使用的很多人生评价体系都是加法：学历加职位，加收入，加房产，加财富，加社会地位。谁的总分高，谁似乎就是成功者。可是这些年，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发生巨大变化，我看到一些曾经拥有惊人财富、社会地位和企业规模的人，最终留下的却可能是巨额债务、失败的项目，以及由其他人承担的损失。许家印就是一个极端案例。如果只在财富最高点做加法，我当然无法与这样的人相比。但如果把负债、责任、家庭、自由、生活质量以及一个人最终给别人留下了什么也放进来，问题就完全不同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不愿意与别人做加法。我更愿意做乘法。
事业 × 家庭 × 生活 × 自由 × 健康 ×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人生当然不可能真的被几个数字计算出来。但是乘法给我的启发是：任何一条边如果接近于零，整个乘积都会被严重拉低。一个人可能拥有巨大的财富，却没有自己的生活；可能拥有很高的职位，却失去了自由；可能事业极其成功，家庭却一塌糊涂；也可能一生都在满足别人定义的成功标准，却从来没有认真问过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所以我现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真正让我感到满足的，并不是我比谁赚得更多，也不是我拥有多高的职位。而是：我年轻时真正想做的那些事情，后来基本都做到了。
- 我想离开原来的环境，我离开了。
- 我想去广东，我去了。
- 我想创业，我做了。
- 我想出国，我最终来到英国。
- 我想摆脱对一个组织的依赖，我建立了自己的事业。
- 我想不断学习，到今天仍然在学习。
- 我想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仍然在做。
我的答案基本是：会。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而这也是我研究孙宇晨以后产生共鸣的真正原因。我不是想成为他，也不是想证明我和他一样成功。我只是突然发现，一个比我年轻二十多岁的人，在完全不同的时代，用语言总结出了很多我年轻时依靠阅读、直觉和实践摸索出来的东西。他能总结出来，也许是因为他是北大学历史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法律和东亚研究的，也可能是他从别人那听来的，所以他26岁就总结出来了。而我只是凭直觉。：主动选择，不迷信稳定，投资自己，终身学习，寻找别人没有看到的道路，在真正值得做的事情上 All in。
所以写到最后，我越来越觉得，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写孙宇晨。我是在借孙宇晨这面镜子，重新理解自己走过的人生旅途。
如果一定要给自己的人生战略和人生战术留下最后一句总结，我想应该是：不要用别人的尺子丈量自己的人生。不要追求每一个单项第一，也不要把人生做成简单的加法。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尽可能不要让任何一条重要的边短得离谱，然后不断扩大自己的乘积。
-人生最大的成功，不一定是超过了多少人，而是在多年以后回头看，那些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重大选择，大多数都是自己主动做出的，而且自己今天仍然愿意为它们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