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说过，伟大的光辉灿烂 的希望也就是这里，《农村人民公社》。因为在《农村人民公社》内有社队企业存在，农民们就不用离乡背井以《农民工》去外出打工，在农村也就不会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悲惨生活。

 

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来了不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回乡的知识青年，这是人才。有农村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为骨干的社队干部，这是信仰共产党的一个阶级。所有的人都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没有地主和特权，没有贫富差距。农村人民公社里有社办工厂，有农机站，种子站，农科所，有人民政府，人民商店，人民礼堂，人民文艺宣传队，妇女突击队，妇女会，托儿所，人民卫生院，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社员们养得起的自己的医生），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上大学的年轻人国家包一切费用，毕业后回农村 ... ...。

 

在《农村人民公社》里，农村人民公社。终于有人说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了。其实早就有人说明白了的，走资派为了自己篡权成功后有合法执政权纯粹是造谣忽悠为了反对而反对，明明知道中国的“小农经济”是条死路，走资派们偏要梗着脖子往前拱。也就是走资派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就否定过去的一切；走资派特色政说着实事求是，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农村实行小仁政还是大仁政？确实是农村长远发展的大问题。农村的出路是集体化，科技化(工业化)。小农经济只是暂时的小恩小惠。可惜啊！

 

设想一下，各地都根据自己的特点、特长，生产自己的农产品(或者相关的)，还用得着去外面打工吗？农业生产力提高，富余的人就可以搞工业。这就是毛主席当年设想的。挺可惜的！

 

如果每个人民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人民公社期间社办工厂队办工厂比比皆是，农工结合使每一个《人民公社》成为一个“小城市“，彻底没有了城乡差别了。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毛泽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家。

 

如今走资派们也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改革政策的成功。而真能成功的乡镇企业在中国中西部广大内陆或山区的农村并不普遍。实际上，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大队及公社一级的“社队工厂”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但走资派邓小平们强行一刀切地将《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之后，全国的农村在改革后己成原子化《一盘散沙》重现，而这些社办工厂队办企业像集体农业机械一样全部被废弃、或被私人鲸吞。

 

像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购置了用于运输和农耕的拖拉机，但改革开放后至现在的农村家乡一家企业也没有，年轻人农民工外出打工。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家乡。农田分派到各家各户之后，有的种些蔬菜，有的荒在那里长满杂草。

 

而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地区的有些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福建广东等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当然，走资派特色中国的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也将其划入走资派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毛泽东时期的《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为农民带来了最初的工业化概念，也为社队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为毛泽东时代农村学校的建设、卫生事业的发展、农业机械的采购提供了资金，也促进了人民公社所在地的城镇化发展。

 

但当今日的人们谈论“文革”的劣迹时，从来没人去注意发生在中国广大农村的，这一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即《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虽然在中国特色政府的统计资料里难以查到有关的准确数据，但以笔者家乡（在中国属于相对较落后地区)的当时发展状况，笔者可以肯定，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公社及县级工业在1976年已达到了惊人的规模，使得从来没见过工厂什么样的中国农民，近距离地感受了工业的运作。

 

至于较发达地区的江浙福建广东等沿海一带的地方工业规模，将更为可观，这为后来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作了多年的技术和人才上的准备。没有当时的《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的基础，后来的乡镇企业和一些私人企业的崛起将是不可想像的。

 

例如，浙江著名的私人企业家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以汽车万向节为主导产品，并销往海内外。但是，鲁冠球的万向节工业的起点在哪里呢？在1969年当地成的“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当时作为打铁匠的鲁冠球和几位农民，以公社投资的4千元资金（在当时这可不是小数目，那时一台25马力中型拖拉机连同拖斗和耕犁的价格不到4000元，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低于50元。到八十年代中，“万元户”还是巨富)成立这个厂，生产拖拉机用的万向节。

 

如果没有这个厂，鲁冠球个人绝对没有能力拿出最初的这笔资金，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当时的他也难以设计出生产万向节的构思，这超越他当时的眼界。再者，在这个工厂里，每个人抱着纯朴的心态工作，没有奖金，大家在为集体做事。如果一开始就让鲁冠球自己搞到大笔钱去办厂，员工是否还会不计酬劳的奉献呢？可以说，这个原始的工厂给了鲁冠球一个机会，让他了解工业的运作和万向节工业的市场特点。如果没有这个厂，今日的万向集团根本就不会出现，也没人知道鲁冠球是谁？

 

再例如：福建的曹德旺。1976年10月，在政府的主导下，《社办小厂》高山异型玻璃厂开始筹建。不过，筹建处的班子搭起来后，曹德旺发现里面没有自己的位置。政府派人当了厂长，两位知识分子各有各的用处，只有曹德旺可有可无。【在政府的主导下，似乎没有曹德旺的事。】

 

【采购员】：最后，在两位知识分子的坚持之下，曹德旺被聘为厂里的采购员。这个职位没有编制，只是临时工，除了雇佣工资以外，一切其他福利皆无。为什么有《在两位知识分子的坚持之下，曹德旺被聘为厂里的采购员。》？在前面自述中讲到《曹德旺的下一个动作，是准备开工厂。1976年春，他在明溪县一个农场跑业务时，由于天降大雨，他被滞留在那里。当时的农场有很多因各种“错误”被送来劳动教养的知识分子。曹德旺和其中两个人喝酒聊天之下，碰撞出做水表的想法。》

 

不过，《采购员》这个职位给曹德旺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曹德旺这个“采购员”当年到底是干什么的？在当年的体制下，曹德旺名义上是“采购员”，但实际上他的真实角色是该厂唯一的、掌握生杀大权的“独立合伙人”与“首席业务员”。

 

在那个年代，物资不是自由流通，而是要凭指标。采购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到处去搞物资指标，这就非常考验人的关系和手段了，这正是曹德旺的强项。【采购员忙着《化钱吃吃喝喝送礼拉关系。》采购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到处去搞物资指标，这就非常考验人的关系和手段了，这正是曹德旺的强项。】

 

为了搞到玻璃厂需要的各种指标，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温泉澡堂，和全省各单位的采购员们聚会、交换信息和串换指标。【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温泉澡堂】

 

曹德旺把藏在床底下的钱都拿出来搞关系，每天在澡堂请人抽烟喝茶吃东西，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搞关系，每天在澡堂请人抽烟喝茶吃东西】

 

到后来，就没有曹德旺拿不到的指标，甚至别的大单位搞不定的，都会来找他帮忙。如福建省物资厅困扰了好几年的指标问题，就是曹德旺出马帮忙解决的。【甚至别的大单位搞不定的，都会来找他帮忙。】

 

帮省物资厅跑指标时，曹德旺以物资厅采购员的身份常驻上海，又认识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员们。最后，他这个小小的公社玻璃厂采购员，竟成为了国内物资界呼风唤雨的“大腕”。【曹德旺以物资厅采购员的身份常驻上海，最后，他这个小小的公社玻璃厂采购员，竟成为了国内物资界呼风唤雨的“大腕”。】

 

在曹德旺混得风生水起的同时，高山异型玻璃厂却一直陷在困境。工厂从筹备到建设，整整用了三年，才开始试生产。又由于技术不过关，生产出来的产品，一直不合格，最后还是曹德旺出马，从上海耀华玻璃厂请来了厉害的工程师，才解决了技术问题，开始正常生产。

【曹德旺混得风生水起】【一直不合格，最后还是曹德旺出马，从上海耀华玻璃厂请来了厉害的工程师，才解决了技术问题，开始正常生产。】

 

生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管理不善，销售不力，高山厂依然是连年亏损。到1983年初，厂里前后换了6个厂长，始终未能扭转亏势，眼看着就要倒闭。【依然是连年亏损。】

 

人民公社找到曹德旺，想让他来承包工厂。【让他来承包工厂。】

 

曹德旺其实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机会。他向公社提出，可以承包，条件是工厂的经营管理要由他说了算。他可以每年给公社上交6万元利润。【曹德旺其实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机会。】

 

当了承包厂长后，曹德旺用了两招，让厂子扭亏为盈。

 

在中国像鲁冠球，曹德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当今日的鲁冠球曹德旺等私人企业家、成功的乡镇企业，和关心中国工业发展的人们在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最好不要忘记毛泽东时代的基础性和全域性的贡献，对“文革”期间中国的实际发展，应该保持一份尊重和感激。鲁冠球曹德旺们和今日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实际上是毛泽东时期公有经济发展的直接受惠者。他们在取得一定成就后有责任回馈社会。当然，对过去历史的强调，丝毫不影响对当代杰出民营企业家个人能力的肯定。

 

这里顺便谈一下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一场基层行政区划的改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告别了《人民公社》之后，走资派复辟了几干中国农村旧有的乡镇和自然村的基层政权体系，解散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党政体系。固然，《人民公社》这一体系的确立，是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产物。但到了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后来，它本身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的色彩，实际上和人民公社化之前的旧中国几千年的农村乡镇政体已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改革开放后，它和现在的乡镇党政体系已具有同样的职责和性质；虽然走资派给《人民公社》挂了个“左”帽子，但并不影响到改革开放的进行。后来走资派基于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一切被强加上的所谓“左”的内容，对人民公社党政体系也随之被强迫全部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乡镇党政体系（按五十年代初旧中国几千年的乡镇区划，有的称乡，有的叫镇)。这项改革所造成的严重问题被走资派特色中国的砖家叫兽学者和政府部门完全忽略。

 

第一个问题是工商业的巨大损失和集体经济的流失。

 

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量的社队企业。由于公社改乡镇在行政区划上发生变化，随之带来产业归属的问题，伴随着人员的流动（因原来的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是干部编制)，大量企业被关闭。

 

这类企业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或被私人承包，或发展壮大，对当地经济造成的不良后果较小；但对于广大内陆地区来说，这类企业则是当地工业化仅有的火种。一旦这些火种熄灭，对当地有限的工业资源几乎是彻底地断送。今天广大内陆地区的就业不振，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与此难脱干系。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基层党政人员总编制的膨胀。

 

公社改乡镇，基本是恢复解放初期旧中国原有的乡镇行政区划，因此，这一改革导致乡镇政权单位增加了一半以上，后来有些太小的乡镇进行了合并，但笔者家乡所在的山东菏泽地区所有县的乡镇数量仍比原来的公社多。这为今日庞大的基层党政编制埋下了伏笔。这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和教育经费缺乏的主要负担来源。

 

第三是资金和土地上的浪费。

 

在这种分家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土木建设，耗资巨大(不少乡镇是以大集镇为乡镇公所，但原来这里没有办公室和家属院，必须全部建新的)；而后来的合并又导致原来建设的房屋闲置，土地浪费，或不能充分利用。

 

可见，在毛泽东后时代基于对毛泽东的否定，进行了不少不理智的行为。这是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