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肉的奇妙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肉非常稀缺；每个人每个月只有半公斤的肉票定量。即使你有肉票，也不能保证一定能买到肉。
我父亲在一家钢铁厂当临时工。一天中午，工厂食堂给每位工人供应了一碗“回锅肉”——额外的肉，不需要肉票。父亲没有吃，而是把它装在一个圆形金属碗里。下午下班后，他把这碗肉带回家，与全家人分享——母亲、我和两个妹妹。
很多年来，我一直想不明白，父亲究竟是怎样把那碗肉骑着自行车带回家的——那辆自行车旧得连商标都几乎辨认不出来。从工厂到家有五公里，路面坑坑洼洼。他既没有塑料袋，也没有饭盒，只有一个没有盖子的圆形金属碗。他用一个廉价的夹子把碗固定在自行车后座上。但他竟然一路骑回家，一块猪肉都没有掉。我始终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
***
1962年，就在他和母亲结婚几个月后，父亲被他工作的国营铁路公司解雇了。由于“大跃进”时期经济状况极其糟糕，没有新的铁路建设，政府裁掉了许多铁路工人。有些人哭着哀求公司留下他们。但父亲只是默默收拾行李离开了。他早已厌倦了在单位里背负着自己阶级成分的沉重十字架，因此离开时并不悲伤。
共产党当局根据一个人或其父母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从事的职业，把所有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父亲的阶级成分被定为“地主”，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因为他的祖母曾是地主。他因此受到歧视，但一直默默工作，而他的沉默帮助他避免了严重的迫害。不过，在被解雇时，他把公司发给他的所有地主成分证明文件全都撕掉了。
这些文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办理户口登记所必需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每个人都必须从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和派出所领取户口证明。没有户口，一个人就无法领取粮票，也无法在当地找工作，最终还会被警察驱逐。
父亲当时并没有和母亲一起生活，因为他的工作地点一直随着铁路建设而迁移。经过几百公里的长途跋涉，他终于回到了四川省赵家镇，与妻子团聚。回到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办理户口登记。然而，居民委员会主任徐某拒绝了他。
“你的阶级成分证明呢？”徐问。
“路上弄丢了。”父亲回答。
“没有证明，我不能给你登记。”徐重复道。
其实，徐认为父亲被公司解雇时拿到了一笔遣散费，想从中分一杯羹。
“你被解雇后肯定拿了不少钱吧，”徐说，“能借我点钱吗？”
如果能办成户口，父亲愿意给他一点钱。但徐太贪心了，他想让父亲“借”给他两百元。可父亲总共只拿到一百元遣散费，根本拿不出来。
后来，父亲听说徐已经离开居民委员会，换了新人，于是再次去办理户口。新的主任没有徐那么贪，只要求父亲“借”给他二十元。父亲交了钱，终于办好了户口。
在当地派出所，一位姓牛的警察正在给父亲填写户口卡，上面要填写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和阶级成分。
“你的阶级成分是什么？”牛问。
“我是铁路公司的工人。”父亲回答。
牛没有追问他或他的父母在1949年前做什么，只写下了“工人”。就这样，父亲的阶级成分变成了“工人”，而工人被视为共产党人的盟友。
徐后来得知新主任给父亲办了户口，非常生气。他始终怀疑父亲真正的阶级成分一定是地主。
***
虽然父亲办好了户口，却依然找不到城里的工作。他决定到农村去碰碰运气，也许能当农民。农民的生活很苦，但至少还能挣点收入，总比没有强。他联系了几个村民，却没有一个愿意雇他。
有一天，在路上，他看到一个人在修磨盘。他觉得自己也能干，因为在铁路上干活时学过一些修石头的手艺。于是，他买了几把二手凿子，把它们磨锋利。1963年，父亲开始为农民修磨盘。
我们一家租住在一间老房子里——十五平方米，破旧的竹墙，漏雨的瓦顶。每天清晨五点半左右，父亲就起床，为全家做早餐。等其他人起床时，他已经背着工具箱走在村与村之间，一边走一边喊着每天的吆喝：“修磨盘喽，修磨盘喽……”
有时候很容易接到活，有时候却很难。如果在农户家修磨盘，中午就能在那里吃饭；但如果上午一直找不到活，就只能饿着肚子。有时候他要走二十公里才能找到工作。很多时候，他会住在农户家里过夜，几天后才回家。
大多数时候，农民自己都没有大米吃，只能吃杂粮和蔬菜。他们很少有现金，所以通常用粮食支付父亲的工钱，多半是玉米。如果没有这些玉米，我们一家根本吃不饱。
父亲只能接受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但至少还能靠双手养家糊口。他不敢有任何奢望。虽然他受过教育，却不敢承认，因为知识分子会遭到迫害。只要一家人能活下去，装作不识字反而更安全。所以他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比如故意把报纸拿倒，装作一个想显得有文化的文盲农民。
不过，有时候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会忍不住炫耀一番。
有一次，房东姜太太拿着一张纸来到我们家。
“能帮我给弟弟写封信吗？”她问。
“没问题。”
父亲停下磨磨盘，清理了小桌上的杂物，从床底下拿出毛笔和眼镜。他宁愿用毛笔，也不用钢笔，就是就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书法。
“你的字真漂亮！”姜太太赞叹道。
父亲脸上闪过一丝得意，但笑容很快消失了。
“别
Past Meihao:
“别告诉别人，”他说，“记住，我是不识字的。”
姜太太眨了眨眼。镇上没有其他人知道父亲真正的身份。姜家与我们的友谊十分重要，因为在当时，租到房子并不容易。
自从他把阶级成分改成“工人”后，就不用再经常向居民委员会报到，也不用像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成天被叫去参加义务劳动。然而，这段“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
文革初期，工厂工人和政府机关职员纷纷成立造反组织，都打着毛主席革命的旗号。他们在乡下持枪互相厮杀，父亲外出干活时总是尽量避开他们。
有一天，他被一个造反组织抓住了。他们说他一定是间谍。父亲不得不请农民替他作证，证明他多年来一直靠修磨盘为生，并不是间谍。最后，他们才把他放了。
暴力越来越激烈。父亲别无选择，只能待在家里。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打算等局势平息后骑车出去找工作。那时候，自行车必须向政府登记，转卖时也要办理过户。
一些造反组织后来变成了当地的实际当局，他们经常半夜闯进居民家中检查户口。通常，一家人共用一本户口卡，上面登记着所有家庭成员的名字。如果发现有人名字不在户口卡上，就会被带到最近的派出所。
父亲买自行车那天晚上，他们就来查户口了。一看到自行车，就要求父亲出示自行车登记证。
父亲解释说，车刚买，还没来得及登记。可带队的人赵某——原来是个厨子——根本不听解释，把自行车直接没收了。
几天后，父亲办好了登记手续，才终于把自行车领回来。
有一天，祖母家附近的一面公共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凡是像父亲这样自己做工谋生的人，都属于资本家，必须向政府报到。
那天晚上，在祖母家吃饭时，父母和祖母讨论着这张大字报的意思。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父亲说，“我只是靠劳动养活自己。我以前也找过他们要工作，是他们不给。”
“可大字报写得很清楚，”母亲说，“自己干活就是资本家。”
第二天，父亲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一起去办公室报到。负责这件事的正是那个没收过父亲自行车的厨子赵。这简直像审犯人一样，有时还会动用酷刑。
父亲向赵解释，说自己曾是铁路工人，只是后来被裁掉了。
“是真的吗？”赵问。
这个问题让父亲紧张起来。如果赵去铁路公司调查，就会发现父亲原来的地主成分；可如果不调查，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曾是铁路工人。
赵却突然换了个话题。
“你干什么名堂？”赵冲着父亲吼道，“离开铁路公司这么多年了，你还一直搞单干！”
“没人给我工作。”父亲说。
“你是投机倒把！”那个厨子越喊越大声。投机倒把者被视为资本家。
祖母告诉我，有人说父亲是“投机分子”时，我才四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投机。在中文里，“投机”听起来像“偷鸡”。我当时还以为别人是在说父亲偷了一只鸡。
从那以后，父亲和其他自己谋生的人每天都要去办公室接受再教育。幸运的是，由于父亲的阶级成分是“工人”，他们没有对他动刑。
有一天，一个修鞋匠和其他几个人冲进赵的办公室，说他们再也受不了这种再教育了。
“我们到底有什么错？”他们问，“我们只是想养家糊口。”
最后，赵宣布，所有个体劳动者都必须下乡当农民，以防他们变成资本家。
父亲知道农民的生活有多苦，他觉得一家人根本活不下去。所以他拒绝下乡。赵每次让他交出户口卡时，他总会找各种借口拖延。
最终，镇外建起了一座钢铁厂，需要招一些临时工。于是，当局安排剩下的个体劳动者都到钢铁厂去工作。
一碗肉的奇妙
youzijianguo (2026-09-15 04:58:30) 评论 (0)一碗肉的奇妙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肉非常稀缺；每个人每个月只有半公斤的肉票定量。即使你有肉票，也不能保证一定能买到肉。
我父亲在一家钢铁厂当临时工。一天中午，工厂食堂给每位工人供应了一碗“回锅肉”——额外的肉，不需要肉票。父亲没有吃，而是把它装在一个圆形金属碗里。下午下班后，他把这碗肉带回家，与全家人分享——母亲、我和两个妹妹。
很多年来，我一直想不明白，父亲究竟是怎样把那碗肉骑着自行车带回家的——那辆自行车旧得连商标都几乎辨认不出来。从工厂到家有五公里，路面坑坑洼洼。他既没有塑料袋，也没有饭盒，只有一个没有盖子的圆形金属碗。他用一个廉价的夹子把碗固定在自行车后座上。但他竟然一路骑回家，一块猪肉都没有掉。我始终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
***
1962年，就在他和母亲结婚几个月后，父亲被他工作的国营铁路公司解雇了。由于“大跃进”时期经济状况极其糟糕，没有新的铁路建设，政府裁掉了许多铁路工人。有些人哭着哀求公司留下他们。但父亲只是默默收拾行李离开了。他早已厌倦了在单位里背负着自己阶级成分的沉重十字架，因此离开时并不悲伤。
共产党当局根据一个人或其父母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从事的职业，把所有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父亲的阶级成分被定为“地主”，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因为他的祖母曾是地主。他因此受到歧视，但一直默默工作，而他的沉默帮助他避免了严重的迫害。不过，在被解雇时，他把公司发给他的所有地主成分证明文件全都撕掉了。
这些文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办理户口登记所必需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每个人都必须从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和派出所领取户口证明。没有户口，一个人就无法领取粮票，也无法在当地找工作，最终还会被警察驱逐。
父亲当时并没有和母亲一起生活，因为他的工作地点一直随着铁路建设而迁移。经过几百公里的长途跋涉，他终于回到了四川省赵家镇，与妻子团聚。回到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办理户口登记。然而，居民委员会主任徐某拒绝了他。
“你的阶级成分证明呢？”徐问。
“路上弄丢了。”父亲回答。
“没有证明，我不能给你登记。”徐重复道。
其实，徐认为父亲被公司解雇时拿到了一笔遣散费，想从中分一杯羹。
“你被解雇后肯定拿了不少钱吧，”徐说，“能借我点钱吗？”
如果能办成户口，父亲愿意给他一点钱。但徐太贪心了，他想让父亲“借”给他两百元。可父亲总共只拿到一百元遣散费，根本拿不出来。
后来，父亲听说徐已经离开居民委员会，换了新人，于是再次去办理户口。新的主任没有徐那么贪，只要求父亲“借”给他二十元。父亲交了钱，终于办好了户口。
在当地派出所，一位姓牛的警察正在给父亲填写户口卡，上面要填写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和阶级成分。
“你的阶级成分是什么？”牛问。
“我是铁路公司的工人。”父亲回答。
牛没有追问他或他的父母在1949年前做什么，只写下了“工人”。就这样，父亲的阶级成分变成了“工人”，而工人被视为共产党人的盟友。
徐后来得知新主任给父亲办了户口，非常生气。他始终怀疑父亲真正的阶级成分一定是地主。
***
虽然父亲办好了户口，却依然找不到城里的工作。他决定到农村去碰碰运气，也许能当农民。农民的生活很苦，但至少还能挣点收入，总比没有强。他联系了几个村民，却没有一个愿意雇他。
有一天，在路上，他看到一个人在修磨盘。他觉得自己也能干，因为在铁路上干活时学过一些修石头的手艺。于是，他买了几把二手凿子，把它们磨锋利。1963年，父亲开始为农民修磨盘。
我们一家租住在一间老房子里——十五平方米，破旧的竹墙，漏雨的瓦顶。每天清晨五点半左右，父亲就起床，为全家做早餐。等其他人起床时，他已经背着工具箱走在村与村之间，一边走一边喊着每天的吆喝：“修磨盘喽，修磨盘喽……”
有时候很容易接到活，有时候却很难。如果在农户家修磨盘，中午就能在那里吃饭；但如果上午一直找不到活，就只能饿着肚子。有时候他要走二十公里才能找到工作。很多时候，他会住在农户家里过夜，几天后才回家。
大多数时候，农民自己都没有大米吃，只能吃杂粮和蔬菜。他们很少有现金，所以通常用粮食支付父亲的工钱，多半是玉米。如果没有这些玉米，我们一家根本吃不饱。
父亲只能接受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但至少还能靠双手养家糊口。他不敢有任何奢望。虽然他受过教育，却不敢承认，因为知识分子会遭到迫害。只要一家人能活下去，装作不识字反而更安全。所以他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比如故意把报纸拿倒，装作一个想显得有文化的文盲农民。
不过，有时候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会忍不住炫耀一番。
有一次，房东姜太太拿着一张纸来到我们家。
“能帮我给弟弟写封信吗？”她问。
“没问题。”
父亲停下磨磨盘，清理了小桌上的杂物，从床底下拿出毛笔和眼镜。他宁愿用毛笔，也不用钢笔，就是就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书法。
“你的字真漂亮！”姜太太赞叹道。
父亲脸上闪过一丝得意，但笑容很快消失了。
“别
Past Meihao:
“别告诉别人，”他说，“记住，我是不识字的。”
姜太太眨了眨眼。镇上没有其他人知道父亲真正的身份。姜家与我们的友谊十分重要，因为在当时，租到房子并不容易。
自从他把阶级成分改成“工人”后，就不用再经常向居民委员会报到，也不用像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成天被叫去参加义务劳动。然而，这段“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
文革初期，工厂工人和政府机关职员纷纷成立造反组织，都打着毛主席革命的旗号。他们在乡下持枪互相厮杀，父亲外出干活时总是尽量避开他们。
有一天，他被一个造反组织抓住了。他们说他一定是间谍。父亲不得不请农民替他作证，证明他多年来一直靠修磨盘为生，并不是间谍。最后，他们才把他放了。
暴力越来越激烈。父亲别无选择，只能待在家里。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打算等局势平息后骑车出去找工作。那时候，自行车必须向政府登记，转卖时也要办理过户。
一些造反组织后来变成了当地的实际当局，他们经常半夜闯进居民家中检查户口。通常，一家人共用一本户口卡，上面登记着所有家庭成员的名字。如果发现有人名字不在户口卡上，就会被带到最近的派出所。
父亲买自行车那天晚上，他们就来查户口了。一看到自行车，就要求父亲出示自行车登记证。
父亲解释说，车刚买，还没来得及登记。可带队的人赵某——原来是个厨子——根本不听解释，把自行车直接没收了。
几天后，父亲办好了登记手续，才终于把自行车领回来。
有一天，祖母家附近的一面公共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凡是像父亲这样自己做工谋生的人，都属于资本家，必须向政府报到。
那天晚上，在祖母家吃饭时，父母和祖母讨论着这张大字报的意思。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父亲说，“我只是靠劳动养活自己。我以前也找过他们要工作，是他们不给。”
“可大字报写得很清楚，”母亲说，“自己干活就是资本家。”
第二天，父亲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一起去办公室报到。负责这件事的正是那个没收过父亲自行车的厨子赵。这简直像审犯人一样，有时还会动用酷刑。
父亲向赵解释，说自己曾是铁路工人，只是后来被裁掉了。
“是真的吗？”赵问。
这个问题让父亲紧张起来。如果赵去铁路公司调查，就会发现父亲原来的地主成分；可如果不调查，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曾是铁路工人。
赵却突然换了个话题。
“你干什么名堂？”赵冲着父亲吼道，“离开铁路公司这么多年了，你还一直搞单干！”
“没人给我工作。”父亲说。
“你是投机倒把！”那个厨子越喊越大声。投机倒把者被视为资本家。
祖母告诉我，有人说父亲是“投机分子”时，我才四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投机。在中文里，“投机”听起来像“偷鸡”。我当时还以为别人是在说父亲偷了一只鸡。
从那以后，父亲和其他自己谋生的人每天都要去办公室接受再教育。幸运的是，由于父亲的阶级成分是“工人”，他们没有对他动刑。
有一天，一个修鞋匠和其他几个人冲进赵的办公室，说他们再也受不了这种再教育了。
“我们到底有什么错？”他们问，“我们只是想养家糊口。”
最后，赵宣布，所有个体劳动者都必须下乡当农民，以防他们变成资本家。
父亲知道农民的生活有多苦，他觉得一家人根本活不下去。所以他拒绝下乡。赵每次让他交出户口卡时，他总会找各种借口拖延。
最终，镇外建起了一座钢铁厂，需要招一些临时工。于是，当局安排剩下的个体劳动者都到钢铁厂去工作。